很早以前，郭沫若就表白说自己是“有些左倾病的人”，他要做“革命时代的前茅”；建国以后，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实际上仍然是“革命时代”，因此他也就做定了“前茅”。1920年，那时他放声大叫：“我是一条天狗呀！／我把月来吞了，／我把日来吞了，／我把一切的星球来吞了，／我把全宇宙来吞了……”（《天狗》）后来这种叛逆精神不见了，一度吞下去的太阳，这时却变做了膜拜的对象。在古代诗歌中，太阳是君主的象征，新民歌恢复并刷新了这一传统意象的特定含义，郭沫若从中取得灵感，多次将毛泽东比作太阳，反复加以赞颂。如此借象取喻在国外也有，像苏联就很突出。但是，严肃的诗人是反对的。如因反对土耳其政府而长期留在苏联的希克梅特，在1951年就这样表示说：“我十分尊敬斯大林同志，但我不能读那些把他比作太阳的诗，这不仅是坏诗，也是坏的感情。”郭沫若起愿做“喇叭”，自始至终是一个紧跟“形势”的诗人；文艺整风中，带头写过一篇表态文章，叫《在毛泽东旗帜下长远做一名文化尖兵》，明确否定自我，并劝告广大文化界人士接受思想改造。在新版诗集《女神》中，他断然删掉了三首诗，其中包括他的处女作。《新华颂》是他建国后出版的第一个诗集，所编全是《集体力量的结晶》、《鸭绿江》、《毛泽东的旗帜迎风飘扬》之类，开了新型“应制诗”的先河。“双百”方针出台以后，接着出版诗集《百花齐放》，极力把“反右”以后的季节装扮成春天。大跃进时期，他到张家口地区跑了一趟，一气写下组诗《遍地皆诗写不赢》，计数十首，热烈赞美当时的过火做法和浮夸风气；还同周扬一起，合编了一本《红旗歌谣》，为“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原则提供范本。直至“文革”届临，郭沫若仍写诗不辍。初期，他写了《读毛主席的第一张大字报〈炮打司令部〉》、《“文革”》、《大民主》、《毛主席去安源》、《庆祝“九大”开幕》等，歌颂“文革”，歌颂暴力，歌颂伟大红旗以至炙手可热的旗手江青，后期又

　　写了《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十周年》等。他仿佛颇有点自知之明，自述道：“郭老不算老，诗多好的少。”

　　郭沫若1949年以后写诗上千首，从他生前选编的《沫若诗词选》看，所收278首诗词，新诗仅48首；其中，五十年代39首，六十年代仅9首。形式的复古倒退，是与内容的单调空虚相适应的。他青年时代的朋友，同为诗人的宗白华说他是“在朝的达官贵人”，“有他身不由己、逢场作戏的苦衷”。他的幼子郭世英因参与组织X社而被打成“反革命”，于“文革”初期坠楼身亡。在此期间，他一面用毛笔工整地抄写儿子遗下的日记，寄托内心的哀思，一面照例接见外宾，填写歌颂“文革”的诗词。

　　胡风以他的政治敏感，未尝没有预感到未来的压力，他用了极快的速度写下并出版了长诗《时间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