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诗前30年的文体建设，无疑地与现代观念密切相关。其中，以自由诗为主，兼具其他体式，西方各种主义大体上都有了本土化的文本。就艺术成就而言，不少作品堪称经典，即便时间过去大半个世纪，至今仍然难于逾越；有的甚至代表了一个绝对高度，如鲁迅的《野草》。与传统文学样式比较起来，新诗的变化程度远比散文戏剧为甚，由于较大地偏离了人们的审美习惯，它的成就也就自然受到普遍的质疑，甚至被认为是一种未定型的文类。其实，未定型正是新诗的特点，一者说明它是永远自由的，二者说明它仍然处在发展的过程之中。致命的地方，相反，恰恰通过限制和扼杀自由，而使新诗过早地趋于定型。

　　西里尔·康诺利在他的一部介绍欧美一百部现代作品的著述中，把一场国际性的“现代运动”的起点定于1880年，终点为1950年。大致算来，正是中国从鸦片战争到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时间段；而他把1910年至1925年划为其间的鼎盛期，又是中国从辛亥革命到五卅运动这样一个相对完整的阶段，也即五四前后阶段。东西方在时间上的这种对应很有意思，确实，这是中国近代社会思想最为活跃的时期。尤其五四的一代，他们掀起的新文化运动犹如法国的启蒙运动，把理性批判与情感探索结合到一起，创造了中国的现代文学，包括新诗。

　　初创的新诗难免幼稚，却充满自由创造的活力；当它渐渐地显得较为成熟和丰富的时候，由于党派政治的入侵，特别是国民党“一党专政”的压迫，发展势头受到严重地阻遏。国民党政权既具有中国皇权统治的专制性和随意性，又具有极权主义的严密性，它通过血腥的非法手段实现自身的统治合法化，颁布多种法律、政策、条例，借口维护党国的统一和稳定，剥夺公民的政治自由，其中包括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和集会结社的自由。一个社会，正是通过民主和人权的工具性作用，提供信息、激励和保护，以扩展个人自由的。当人们失去了这所有一切，于是我们看到，许多优秀的分子遭到杀戮和监禁，大批图书同时被禁毁。在一个专制黑暗的时代，真正的诗人首先作为一个热爱自由并为之献身的分子而存在，因此遭到官方的各种迫害是必然的。相反，在这个时候，如果一个诗人居然受到命运的青睐，其身份则十分可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