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匮乏、丧失与绵延(9)
作者:林贤治  文章来源:转载  点击数2521  更新时间:2011/12/10 21:59:54  文章录入:admin  责任编辑:admin

  现代主义是西方工业文明的产物,它以扭歪的面孔表现文明社会的病容;如果就其批判的本质来看,不妨视作浪漫主义的另一种形式的延续。在西方,无论“主义”如何的兴仆交替,也无论它们如何的反传统,都不可能脱离其固有的人文主义传统,正如有理论家总结说的:“我们的艺术和情境毫无奇特和新颖之处”。但是,现代主义在中国的情境完全不同。中国社会的病象,主要不是来自工业和市场所带来的异化,却依旧是前现代社会的专制、腐败、贫困和不公,因此,现代主义也就失去了像西方一样的体制的、物质的根基,只好作形式和技巧的移植。其中,即使表现出一种西方式的悲观、孤独与颓废,也不像是西方的那样植根于社会之中,融合于整个社会,与大多数公众的情感状态基本一致的情形,骨子里是本家士大夫式的逃逸的态度,说到底是远离社会的、超时代的。“现代性”,无论对政治和文化来说,都可以作为一个普适的概念使用,但是必须看到中国和西方在文化传统和社会现实两方面的巨大差异,从而严格地划出限界,不致于将形式混同于内容,把“前现代性”置换成“现代性”。写于现代的东西不一定具有现代性,使用现代技巧写作的东西也不一定具有现代性;现代性是一个时代的概念,它不但属于观念的,也是心理的,状态的,从本质的意义上说,它标志着人类从外部到内部的自由发展的最大限度。对于中国新诗的认识,如果要确定一个标准的话,那么就不可能脱离现代性的要求,其实也就是自由的要求:精神的自由与形式的自由。

  在这里,我们可以引进“自由状况”和“自由感”这样两个相关的概念。自由不但具有实效性,而且具有评价性的意义。一般而言,自由感是由自由状况决定的。在一个专制的国家里,当人们已经习惯于自由的匮乏时,自由感并不强烈,甚至有可能丧失。但是,也有另一种可能,就是当自由遭到剥夺时,自由感会变得特别敏锐、强烈,俄国知识分子就是这样。可见,相对于自由状况,自由感又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主体,带有“自治”的性质。鲍曼在他的一部名为《通过社会学去思考》的新著的开头,就使用了“自由”与“依赖”的一对概念。自由意味着决定和选择的权利和能力,要想自由地行动,除了自由意志之外,还需要许多别的资源。这些资源,包括所属的群体、传统、规则、习惯等等,构成为有利或不利于自由的依赖物。说到中国新诗,我们可依赖的是什么呢?我们能够拒绝它或是利用它吗?我们是否已经强壮到了这个地步?自由自由,得之则生,失之则死。社会如是,个人如是;政治经济如是,文学亦如是。

  自由有千种风采可以展示

  奴隶们无论多么满足,却从不知晓

  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写了一本书,名叫《以自由看待发展》,他引了威廉·考珀的这样两句诗,作为全书最终的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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