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主义是西方工业文明的产物，它以扭歪的面孔表现文明社会的病容；如果就其批判的本质来看，不妨视作浪漫主义的另一种形式的延续。在西方，无论“主义”如何的兴仆交替，也无论它们如何的反传统，都不可能脱离其固有的人文主义传统，正如有理论家总结说的：“我们的艺术和情境毫无奇特和新颖之处”。但是，现代主义在中国的情境完全不同。中国社会的病象，主要不是来自工业和市场所带来的异化，却依旧是前现代社会的专制、腐败、贫困和不公，因此，现代主义也就失去了像西方一样的体制的、物质的根基，只好作形式和技巧的移植。其中，即使表现出一种西方式的悲观、孤独与颓废，也不像是西方的那样植根于社会之中，融合于整个社会，与大多数公众的情感状态基本一致的情形，骨子里是本家士大夫式的逃逸的态度，说到底是远离社会的、超时代的。“现代性”，无论对政治和文化来说，都可以作为一个普适的概念使用，但是必须看到中国和西方在文化传统和社会现实两方面的巨大差异，从而严格地划出限界，不致于将形式混同于内容，把“前现代性”置换成“现代性”。写于现代的东西不一定具有现代性，使用现代技巧写作的东西也不一定具有现代性；现代性是一个时代的概念，它不但属于观念的，也是心理的，状态的，从本质的意义上说，它标志着人类从外部到内部的自由发展的最大限度。对于中国新诗的认识，如果要确定一个标准的话，那么就不可能脱离现代性的要求，其实也就是自由的要求：精神的自由与形式的自由。

　　在这里，我们可以引进“自由状况”和“自由感”这样两个相关的概念。自由不但具有实效性，而且具有评价性的意义。一般而言，自由感是由自由状况决定的。在一个专制的国家里，当人们已经习惯于自由的匮乏时，自由感并不强烈，甚至有可能丧失。但是，也有另一种可能，就是当自由遭到剥夺时，自由感会变得特别敏锐、强烈，俄国知识分子就是这样。可见，相对于自由状况，自由感又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主体，带有“自治”的性质。鲍曼在他的一部名为《通过社会学去思考》的新著的开头，就使用了“自由”与“依赖”的一对概念。自由意味着决定和选择的权利和能力，要想自由地行动，除了自由意志之外，还需要许多别的资源。这些资源，包括所属的群体、传统、规则、习惯等等，构成为有利或不利于自由的依赖物。说到中国新诗，我们可依赖的是什么呢？我们能够拒绝它或是利用它吗？我们是否已经强壮到了这个地步？自由自由，得之则生，失之则死。社会如是，个人如是；政治经济如是，文学亦如是。

　　自由有千种风采可以展示

　　奴隶们无论多么满足，却从不知晓

　　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写了一本书，名叫《以自由看待发展》，他引了威廉·考珀的这样两句诗，作为全书最终的结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