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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忆隔空对话张爱玲
来源:广州日报 作者:未知   发布时间:2009-10-8

 
  对于一个作家,有很多通达的途径。比如,王安忆,文学界将其称作是继张爱玲之后的又一海派文学传人;评论界则称其为很难定位的作家,因为她的风格总在变化;而在大众传媒喧嚣发达的年代,那些刚出道不久的记者,管她叫“文学界的王菲”,暗喻她对传媒的冷淡和在文学圈中的地位。掀掉这种种王安忆认为“不要相信”的称呼,经过还原的王安忆,是当代著名作家、上海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上海市作协主席。当然,她最新的头衔是剧作家——2004年,她以编剧的身份,将张爱玲的《金锁记》搬上了上海话剧中心的舞台;2009年,香港春天舞台话剧社将她的同一剧本搬上香港舞台,由许鞍华导演、焦媛主演。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王安忆在电话的那头无数次地重复说,许鞍华和焦媛太好了!
  
  记者手记
  
  按约定时间拨通王安忆家的电话,她竟然准时地坐在电话机旁,让我不无意外。她的声音很亮,也很热情,谈话非常流畅。她是如此坦然地面对一切,以至于她告诉我,不要相信那些所谓的评价,比如说“王安忆一直在变化”、“王安忆很难定位”等等,至于那句被人们认为高抬了她的“王安忆是继张爱玲之后的又一海派文学传人”,她也只是淡然一笑,称她很感谢这句话帮她销书,但她和张爱玲的世俗是不同的。这让我看到了一个大作家面对文学以及面对自己的自信,而这足以令我们重新审视文学,感受它别于庸常的高贵。
  王安忆说,她很明白自己跟莫言他们相比,是那种没有很多生活经验的“书斋作家”,因而她才选择到复旦去做一个正式编制的教师,“高校是作家的最好归宿”,她说。在学术性的反观和探讨文学史上伟大作品的过程中,对于自己的文学创作,她有了更为敏锐和清晰的理性洞察。而这势必也是学生们的幸事,因为一个作家以个人的创作经验对作品的解析,自然有着非同寻常的魅力。
  
  关于《金锁记》
  
  焦媛的肢体和表演特别有激情,能将内心完全外化出来
  记者:张爱玲、王安忆、许鞍华再加上焦媛,该是怎样的一种时空对接,是什么机缘造就这次合作的呢?
  王安忆:2004年,我就为上海话剧艺术中心改编了这部戏,导演是黄蜀芹,票房也很不错,后来香港春天舞台的高志森来跟我谈,说他们也想排,导演要请许鞍华。
  记者:为什么是《金锁记》?从女主角来说,曹七巧很不讨好,尖刻、阴暗,没有一点女性的那种优雅、端庄。
  王安忆:《金锁记》在戏剧性方面有很多资源,不幸的身世、戏剧化的环境、饱满的情欲、强烈的性格,曹七巧太应该是个主角了。你说的问题出在电视剧上,现在的通俗剧,总是把女主角弄成浪漫的、讨人喜欢的,这样的性格太平淡了。
  记者:你以前看过焦媛的戏吗?
  王安忆:看过,她来上海演过《苏丝黄》,但印象不深,这个戏(《金锁记》),真是令人意外的好。(笑)和上海的比吧,各有千秋,香港人更了解和熟悉张爱玲。他们布置剧场的时候,每一个经过我身边的人都微笑着跟我说,“我们一定会努力做到最好。”我坐在剧场里,一句广东话都听不懂,只能看焦媛的肢体和表演,她特别有激情。上海版更重视内心,但焦媛能将内心完全外化出来。最后一场戏,她整个人在季泽身上,他背着她,就在这么一个受限制的动作里,她将几分钟长的台词说得充满感情。我坐在那里,就像在看别人的戏,却有前所未有的震撼。
  
  关于张爱玲
  
  张爱玲小说写得很好,但也不是全好,《金锁记》是最好的
  
  记者:你改编张爱玲,让我想起台湾的王德威说,王安忆是继张爱玲之后,又一海派文学的传人。你怎么看这个评价?
  王安忆:他这么说,对我的书的销售很有帮助。(笑)但我和张爱玲有很多不同,张爱玲小说写得很好,但也不是全好,《金锁记》是最好的。(傅雷先生也这么说?)是,大家在有些方面肯定是有共识的。我对戏剧很有兴趣,我自己的小说是含蓄的,没有一个激烈的核,所以,做舞台剧就需要去找一个核,《金锁记》就有这样一个核。
  记者:一开始就知道是许鞍华导演吗?
  王安忆:只知道他们有意向,这部戏许鞍华应该是有一个特殊追求的,她是第一次导舞台剧,我和她交流不多,她真的不需要我讲什么,她要一点拖泥带水的东西都没有。一模一样的剧本,上海演3个小时打不住,香港演是两小时一刻钟,节奏明快很多。许鞍华她太好了,不强调排场,但非常现代,布景简洁,整个戏的激烈性更强烈,比上海明快很多。香港人看戏,真的是鸦雀无声,没有一点点走动和声音,然后就是最后那长久的掌声。
  记者:在香港演出为什么会有这种效果?
  王安忆:香港人对张爱玲非常熟悉。我第一次去香港谈这个戏时,和剧组一起做了一个读者会。读者会的开始和最后剧组各提了一个问题,答对的就给两张票。第一个问题是《金锁记》的第一句话是什么?一个很年轻的男孩站起来很流畅地就背出来了。最后一个问题是问胡兰成什么时候去世的,这个我真的没记住,可是一个年轻的女孩不光答得出胡兰成去世的日子,还记得他出生的日子。
  记者:这跟张爱玲进香港比较早有关?
  王安忆:对,张爱玲上世纪60年代就进入香港了,但进内地,在大众中普及,应该是上世纪90年代中期。另外,进入的背景也不同,上世纪60年代不是传媒化的背景,大众传媒还没有那么大的覆盖,只有阅读本身,张爱玲还没有被浅释化,所以读者离她很近。香港人对张爱玲的熟悉程度,就像我们对鲁迅一样,根本不需要你去说什么。
  
  关于上海
  
  上海是鲁迅的城市,是巴金的城市,它需要知识分子的照耀
  
  记者:2001年,你当选上海作协主席的时候说过一段话,说上海是鲁迅的城市、巴金的城市……为什么没有说是张爱玲的城市?
  王安忆:当然也是(张爱玲的城市),但我当时说这段话是有一个期许,上海对我来说,应该是个知识分子的城市,不是个市民价值观的城市,上海需要知识分子的照耀,这个城市,应该有更高尚的价值。(你说过张爱玲是世俗的)张爱玲对人生的解释太简单,在她眼里,人生总是走下坡路的。我还是喜欢鲁迅,他也是永远处在绝望中的人,但他一定要把走下坡路的原因找出来,张爱玲用日常化解了焦虑,但一个知识分子应该是有锐度的,不要求妥协。
  记者:莫言有一次在香港说,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写作上的故乡,他的故乡是山东高密乡,王安忆的故乡是上海。这让我想起文学界的现状,好像写乡村的多,写城市的比较少。
  王安忆:(笑)这个可能是国外比较喜欢找我和莫言做演讲的搭档,可能觉得我和他一个城市,一个农村,所以他常这样说。写农村的作品多主要是作家的成分,大部分作家都来自农村或者内地的小城市。另外,城市是一个表象特别变化的地方,特别有色彩,而作家是在变动中找不变的人,城市的不变又要追到自然去,自然又要追到农村里。(笑)在都市里,写作不是一个上乘的生活方式,都市的人对文学比较淡漠,认为舞文弄墨是没出息的。
  记者:那你觉得,在今天,作家的创作动力是什么?
  王安忆:我一直认为中国现代小说的传统不是《三言二拍》,不是《红楼梦》,而是从五四来的,也就是从西方来的,作家对人生都有一定的自觉性,他们对人生作有自己的解释、描述和期望。我对文学有感情,喜欢文字,喜欢讲故事,对人生有表达的愿望,还有就是对我来说,比较特殊的是,我喜欢思想。
  记者:最后一个问题,为什么会有人管你叫“文学界的王菲”?我觉得你挺亲切的。
  王安忆:(笑)这就是问题,好像不给我这么一个称呼,就没法给我定位似的。大体上我对媒体不感兴趣,是蛮冷淡的。我见过几个年轻的记者,看到我,就跟我说,“哎,王安忆你这双鞋子挺不错的”。现在娱乐化很严重,我不喜欢被搞得像明星一样,很无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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