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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锋小说”未完成的“革命”和中国文学的“终结”
来源:中国艺术批评 作者:廿一行  发布时间:2009-6-16


      我们在回顾20世纪中国文学的历程中,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由于历史的突变和政治的重组遭遇到的重重隔阻,不免为20世纪的中国文学划上一个沉重的潸情的符号。20世纪的中国文学与“西方文化”有两次大规模的正面的思想“交锋”。一次是“五四”时期的新文化运动,在辛亥革命有力的条件下,这一时期的先进知识分子在探索中国陈旧的思想和落后观念的同时,也目睹了国人在封建文化背景下荒诞的命运感,鲁迅、周作人、陈独秀、沈从文等人为代表初步学习和模仿西方文化试图拯救国人迂腐文化观念的状态。虽然作为30年代的海派作家张爱玲在中国文化史上被广泛评论为影响深远,但其世俗的态度和“低迷”的文化意识以及照“书”译来不加修饰的作风,也不能称其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大师。之后,是文革时期的“十七年”文学,这一时期的文学受到政治、意识形态和局部的全面压抑,几乎成为20世纪中国文学一个最黑夜的时期,后来的伤痕文学和反思文学就是对这一时期沉重的回忆和惋叹。进入新时期的开放中国,西方文化几乎像一阵飓风迅速卷席到中国每一个角落,寻根文学就是在这一飓风中应运而生的,有研究表示在文化观念的渊源上,寻根文学是可以并入到先锋文学中去的。先锋文学的诞生,就是20世纪的中国文学与西方文化另一次思想的“交锋”——先锋小说。

      在20世纪末的中国文化语境中,先锋小说在形式主义上的革新是以不断的否定“旧”而持续以“新”占据中国文坛的,新时期的西方文化卷席中国后,“先锋小说”在这一巨流的冲击下牢牢抓住了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和西方后现代“解构主义”两面旗帜,尽管在这两方面他们实际没把握到西方文化的真遂,但却填补了中国当代文学的一大空白。在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移植到中国文化之后,“先锋小说”初步形成了自己的知识谱系与意识形态,不管在表达形式上还是在话语形态上与中国传统经典现实主义主导的文坛方向都发生了根本的冲突,从而导致中国的“纯文学”与“先锋小说”无法被命名的矛盾。先锋小说在不断追逐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同时也加速了自身的“本土化”,认为这是世界“传统文学”的继承。之前,“先锋小说”宣告了一个“世界意义和人类意义”作为世界文化和个体之间的“传统”。以苏童、马原、残雪、格非、孙甘露、余华等人继承的西方现代主义的卡夫卡(表现主义)、乔伊斯、普鲁斯特(意识流)、萨特、加缪(存在主义)、艾略特(荒诞写作)、罗布-格里耶(新小说中国又称反小说)以及后现代大师博尔赫斯、卡尔维诺等人的传统叙事手法,掀起一场接近真正意义上的“文学革命”。“先锋小说”在积极探索和发现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同时也汲取了西方后现代“解构主义”对小说创作的理论,展现了一种中国文学向世界文学过度的无限的可能性,也是打开中国文坛在思想向艺术过度的一把未铸成的钥匙。“先锋小说”的实质意义在于把西方文化引入到中国的写作模式之中,并在探索西方后现代文学上使中国文学有了自身的文学艺术力度。但80年代作为“主流文坛”的张贤亮、王安忆、铁凝和林白等人的作品的轰动,一方面标志着中国观众在思想和文化上还未与世界文化接轨(必须站在世界的文化语境中来看待中国的传统文化),一方面也标志着“先锋小说”在这一时期受到“主流文坛”的相对压抑,进入90年代之后又由于“80后”文学的崛起和图象世界的到来,“先锋小说”不得不面临经典文化的回归而宣告自身的终结。尽管残雪、刘恪等人还在努力探索先锋小说的多元艺术性,但“先锋小说”在对世界文化历史和中国文化历史不清醒的状态中无法认清自身对历史文化的走向,以一个“未完成”的“革命家”退隐幕后。

      昆德拉在《被背叛的遗嘱》里说:“在我看来,伟大的作品只能诞生于它们的艺术历史之中,并通过参与这一历史而现实。”(见《昆德拉作品集》,漓江出版社)  归根结底,“先锋小说”在融入艺术历史之中而未参与这一历史,即无法在中国文化史上确定自身的立场和走向,面对“80后”文学的崛起和90年代中国社会文化受到的“图象”影响,同样也由于自身对世界文化或西方文化的不成熟理解,在功成名就之后不能担当起艺术历史的重任也是他们对文学艺术追求的局限性和狭义性。而铁凝、池莉等人的作品在21世纪的中国文化语境中根本不值得一提,如果他们的作品能在国外获奖的话,那是因为中国的日渐庞大造成的无病呻吟。

      90年代之后,崛起的中国都市成为人们理想和欲望的追求之所,科学、技术、信息和图象的到来使现代人都想拥有一双美丽的翅膀,中国文学也在此产生了五花八门、庞杂纷赘的种类,小资情调的安妮宝贝,“身体写作”的卫慧、棉棉、九丹和木美子,池莉等人的新写实。安妮宝贝小说里的安、林、乔和桑等主人公在爱与被爱之间都围绕着一个伤感的宿命论,先忽略安妮宝贝小资的背景不说,她在自身制造的小说文体中仿佛能将读者拉进一个梦幻的游离中去体会浓重的个体的漂浮的生命,她的文体是少见的,个人灵魂的融入也非常难得,在情感的表达上也与人类不安的灵魂做到了融会贯通,但她这种避世的态度对中国文化历史的发展起不到任何作用。当然,或许这就是她的宿命论。新写实小说在90年代的发展几乎根本没有影响力,池莉、方方等人的传统现实主义的创作显然已经失去了时代的需要,已经脱离了文学艺术的范围,它告诉读者的仅仅是人首先要学会走路,所以才能克服困难活下来……因果律 …… 死。 而这一时期的“身体写作”几乎比“先锋小说”更为“异端”,但我们在批评他们享乐主义的同时,也不免从他们背后思考到一个人性真实的问题。杨澜(中国富婆)曾在采访木美子时提出一个这样的问题,她问(大意是): 你和那么多男人上床不感到无耻吗?  木美子答道(大意是): 何为无耻?  我向所有人公开我的事情叫无耻吗?  我同男人上床是我的权利和自由。方鸿渐(围城主人公)不无耻,买假文凭还死活不承认,他才叫无耻呢。心理学家荣格曾说:“欧洲人目睹了东方人的文静和冷漠,我觉得是一种面具;在这副面具后面,我感到了某种我所不能解释的不安,某种躁动。”(荣格《回忆.梦,思考》,辽宁人民出版社)

     “80后”文学是以新概念作文大概为基础操作的一个商业化的运转机构,21世纪前后,中国不管从整体上还是从个体上都从“沉重”的历史命运中苏醒过来,以科学、技术、图象、信息和网络崛起的中国工业社会导致中国人在审美观念上形成了统一的潜规则,在艺术和人生上做了单一的美学规训,文学“终结论”也是相对于这一实证考察得出的。21世纪的繁荣或图象是以一个存在的事实的表象统领于人类价值观和人生观之中的,那么在这欲望的背后,享乐主义和拜金主义不可避免地作为一个中心价值施加于人类本身,我们每个人不得不承认这样一个事实,这一整体的意识或无意识的背后又闪现一个人性真实的问题,人性的私立主义,在此我就不多说了。

     “80后”文学成为“偶像”大规模进军市场之后,中国“主流文坛”来了一个“广开言路”照“名”全收的举动,黑猫、病猫贴上标签就是好猫。但是“80后”里面有人不卖帐,之前,“80后”代表人物还同“主流文坛”拉开了一场大战,“80后”自称自己的作品是“畅销书”也无可厚非。但中国“主流文坛”在自诩“纯文学”的同时也是“一瓶子不满、半瓶子晃荡却有道貌岸然、自命博学……我们这个时代说空话的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要多……迄今为止,在他们那狭小的天地里,一切都充满了伪饰的假象,徒有一层生活的表面,其实他们的世界与真正的生活远隔十万八千里……那些大学生、中学生、小学生,甚至还有纯真无邪的少女,均在不知不觉间受到学校教育和社会报纸、图象的影响,在不知不觉间形成了低俗的品位和目光。”21世纪中国社会漂浮不定,幽灵飞天,网络中文青春、武侠、玄幻和后宫等小说满足了一部分人低级的品位,“80后”文学的狂放不羁也迎来了“偶像”的黄昏,中国的“主流文坛”也深陷在自以为是的暴风雨中自我陶醉、自我标榜,还自称边缘。如果网络和图象等的到来使中国观众的美学观遭到统一(或大面积)的话,中国的“主流文坛”也必将迎合大众的审美口味而转形,即不断的持续的捧出文学“新星”,那么文学“终结论”也必将是一个铁证的事实。而真正力致于纯文学的创作者将愈加被边缘,要么为生存弃手不作,要么再现1989的精神之死。从这个局部考察,21世纪中国文学的走向又会迎来一个低俗的黑夜时期,在这样一个黑夜时期,真正的文学艺术创作者用灵魂和肉体能撬开一个光明的出口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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