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翟永明:印度之行的随想
来源:中国艺术批评 作者:翟永明  发布时间:2009-6-16

误读的力量 


  地域性的歧视哪儿都有,在国内有关于河南人的;在西方,有关于中国人的。我自己就亲眼目睹纽约的一家报纸,报道我的家乡成都卖人肉包子,除了我之外,连许多当地华人都相信。但是我没想到,在中国,也有对印度的歧视。从拿到印度签证之后,该不该去打一针防疫疫苗,就成为了一个话题。
  
  关于印度的卫生状况,早已听说。但去印度近在眼前时,却有一些非常具体的传闻,让你信也难,不信也难。在关于印度的水源十分可疑的诸多传说中,有一个最让人心惊胆战的是刷牙都得用矿泉水。“因为,牙龈有可能被感染”。不打针吧,谣言可怕。打针吧,听说要头晕好几天。我在权衡了几天后,想起奥运会期间,三个美国人听信谣言,戴着口罩出现在热烈欢迎他们的北京人面前。事后,三个人自觉此举有伤北京人民的感情,遂道歉了结。我不想犯单纯无知的美国人的错误,决定不打预防针。
  
  事实证明我是正确的。就象我刚看过的一部与弗里德曼的著名理论书同名的电影:《世界是平的》里面的男主人公一样。当他耳朵里装满各种关于印度的可怕谣言,怀着一种壮士一去兮不回还的心情,踏上这个陌生土地。一切都感到无所适从,从吃到不洁的冰品拉肚子、左手用厕纸、右手抓饭、满大街找不到公共厕所、各种可怕的信息一一出现。但是,并没有产生谣传中最可怕的后果。时间一天一天地过去,当来到这块土地上的人,最后如同电影中的男主人公一样,终于穿上了印度服装时;你就会像他那样,什么都可以吃,可以喝,百毒不侵了,像一个真正的印度人。就像我到印度一星期之后。终于穿上了与印度姑娘一样的莎丽时,那些关于防疫的知识,就被抛到脑后。我的朋友西川告诉我,他在印度曾经住过三个月。在最后的一些日子里,他裹着土布,缠头赤足,像一个真正的印度人一样,在尘土飞扬的土路上游荡、旅行。没有人怀疑他不是印度人。当然,也没有病毒细菌认出他的血统,进而侵袭他。
  
  但是初到印度时,受传言影响,出了机场门,我们就不敢喝任何水。好不容易到了饭店,在繁琐的入住手续完成之后,口渴已变成一个急待解决的问题。我们入住的印度当代文化交流中心,是一个非常漂亮的饭店。接待我们的Sharmistha女士领着我穿过白色走廊,两边是银色的现代酒店房间。我们走到一间窄窄的小门时,Sharmistha女士推开门,带我走了进去。脚一跨进这道门,一时间,我好像走进了另一个世界,里面是一个建筑工地。昏暗的灯光、刺鼻的味道、黑咕隆咚的脚下,还有扑面而来的尘埃,让我怀疑Sharmistha女士半夜三更倒底要把我带到哪里去?我战战兢兢地跟在她后面,不知拐了多少弯,上下了多少层楼梯,感觉与我的同行们渐行渐远。终于我们又推开另一首门,进入了一个白色空间。Sharmistha女士打开了一间房门,让我进去。看到我惊恐犹在的表情,她安慰地告诉我,她就住我隔壁,有事可以叫她。
  
  又渴又饿的我,进入房间的第一件事,就是打电话叫客服中心送矿泉水和三明治过来。在得到确认后,我才坐下来打开行李。时间一分一分地过去,又渴又饿的我,再次打电话到客服中心确认。电话里再一次回答:厨房里正在作呢,五分钟内水和三明治就会送来。无数个五分钟过去了,又渴又饿的我,累得只剩下两个选择:要吗喝卫生间的水,然后上床睡觉,要吗像等待戈多一样地等待下去。就在我准备选择前者时,门铃响了。进来一位侍者,只见他雪白笔挺的衣服,一只手背在后面,另一只手托着一个托盘,上面是雪白的浆得很硬的餐巾垫底,放着一小瓶矿泉水和一小片三明治,这情景让我想起不久前看过的电影《我曾侍候过英国国王》,里面那个苦练基本功的小个子侍者,就是这种姿态。再一看,那三明治就是三片薄面包里夹着两片塗上奶酪的鸡肉。我顿时哭笑不得:实在想不出来为什么需要花费一个半小时才能作好这么简单的东西。
  
  我后来才知道,在印度,一切社会分工都是神圣不可改变的。你若要他去帮助别人,他就会告诉你《薄伽梵歌》说“尽你所尽之责,不要去管其他人的责任”。正是这种只尽已责的态度,造就了印度人低效率的办事风格。而且,活雷锋这样热情助人的行为,在印度是不守职责的另一个解释。
  
  去印度之前,我刚好看了《贫民富翁》这部时髦的电影。这部由英国导演丹尼·博尔,印度演员演绎的电影是奉献给好莱坞的一道甜点。经过丹氏风格、节奏、剪辑方式包装过的这道甜点。其原装材料则是来自印度最大的梦工场——宝莱坞。核心主料与我们小时候看过的载歌载舞的印度爱情片是一致的。从《流浪者之歌》到《大蓬车》等等,到现在的《贫民富翁》,印度人对爱情的理想几乎没有改变。导演紧紧地抓住了这一点:一段童稚时期的“印度式”爱情。尽管时代、背景、电影的拍摄方式已经改变,但是代表印度人信仰、价值观和文化感的爱情观却没有变。尽管这种对爱情的认知态度依然是童稚的。因而也是童话的。
  
  在印度开会期间,有一位印度学者说了一段话让我印象深刻,他说:“中国历史与印度历史,有一个很大的区别。中国知识份子必须要面对一个革命的话语;而印度知识分子则要面对一个殖民主义话语遗留下来的问题”。他接着谈到要警惕西方对印度的叙述中有几种非常有害的误读:① 叙述一个奇异的、有着异国情调色彩的印度;② 非常现代的、光艳的印度;③ 一个由贫民窟形成的贫困的印度。
  
  《贫民富翁》正是集这三种误读于一体,制造出了今年电影业的最大泡沫。这部电影获得巨大成功不是没有理由的:虽然是用英语拍摄,但却笔触细腻到各个层面,既有深刻的残酷现实的刻画,又有笔调轻松的异域喜剧成分,既有对社会种姓制度和贫困落后的大力时代,也有对爱情,包括兄弟之爱和友谊的温情描写。难怪影片获奖后,连“贫民窟游”这样的商业项目也变成了热门。当臭水沟和棚户区也被这个时代消费了,湿婆神还能舞蹈出什么样的光环呢?在孟买最大的贫民窟旁开展的“贫民窟游”项目,可称为消费时代的最大奇观了。
  
  在现实生活中,肯定没有《贫民窟的百万富翁》中穷小子过关斩将赢得千万元大奖的故事。真实的选秀获奖者一定是那些受到过良好的教育,家庭背景属中产阶级的人。在印度,语言、尤其是英语,几乎是衡量一个人社会身份和地位的标志。印度社会的下层人几乎不讲英语,更有大量的文盲。受过教育的印度下层人是以本民族语言为媒介的,而印度,有二十三种未被统一的语言和文字,他们都不被其它族群理解和使用。事实上,印度给我的感觉,就像有两个印度,一个是生活在金字塔尖的穷尽奢华的上流社会,一个是贫民窟和臭水沟旁蝼蚁般活着的低层社会。一个是说英语的印度,一个是说印地语或别的什么少数民族语言的印度。当然,对于我来说,还有另一个印度,那是我去签证时,在印度领事馆拿回来的一本《今日印度》,我从那儿了解了另一个印度——官方印度。就像中国的《人民日报》海外版一样,那上面在不得不提到贫民窟时,使用了一个温和的字眼“棚户区”。此外,我从那上面知道了,印度官方在五十年前就废除了种姓制度,但是,我在现实中看到的却是:印度人无法用种族来代替种姓。“印度”这个词无法真正让他们获得认同感,种姓基础、语言和宗教才能表达他们的诉求。就连甘地圣雄也深陷此艰难之中,他反对“不可接触”制度,却不反对种姓制度。我想,这是因为种姓制度已经成为了印度社会的基本制度。印度人认为生命的秘密是顺其自然和不执着,政治家、贵族、宗教、上层精英共同维护着这样一个贬低他人的机制,因为,社会需要它。
  
  虽然甘地曾为了消除“不可接触制度”,亲自去做“不可接触者”才做的打扫厕所之事,但最后也只能是像中国那些慈善家一样,除了呼吁爱心之外,什么也改变不了。因为,传统的势力比天大,已经存在三千多年的种姓制度,原意是用于区分人口的质量问题。但却成为最失败的制度。它唤起了人与人之间的隔阂和自私,也损害了人的尊严。被社会秩序所界定的下层印度人,活着,像草荠,或像无形的物一样,这使得他们的脸上呈现出物一样的表情。那是一种蒙昧,恍惚和执迷的表情。他们靠宗教来平衡自已的内心,同时也利用自已低人一等的心理,用说谎和别的伎俩来平衡自已。毕竟,印度穷人占据印度绝大多数人口,比例可能超过80%。他们集中在农村和城市的贫发窟。特权势力阶层有着与全世界豪华接轨的奢华生活,而穷人与贱民的生活却接近人的底线。
  
  文化的差異性及公共建設的落差,还有交通状况的滞后,在我们从德里去往阿格拉的路上,又一次呈现在眼前。印度的农村基本处于一个自给自足,人畜和睦相处,动物粪便用以施肥,麦杆用来铺盖房屋的自循环系统。当我们的车被堵塞在一个又一个乡村小镇时,巨大的魔幻现实主义场景就出现在眼前:如山一样的垃圾、蝼蚁般在马路两边穿梭的穷人、汽车、摩托车、人力车、人货两装的货车。牛拉人的车、人拉人的车、可以一次挤进20多个人的简易三轮摩托车,人畜并进在乡间路上绽放着一片混乱。从车上看下去,我一直担心它们随时可以倾翻。并没有任何交警或别的交通管理形式,对这一片混乱和危险加以制约。一群一群在你车窗前翻跟斗和扭曲着肢体的小孩(只为讨要几个卢比)、跟在你身后不离不弃的要钱的儿童。混合着尘埃、喧嚣、人畜粪便气味、发酵的食品味,一切都在考较你的神经。
  
  从上午十点到夜里九点,原来计划的五个小时的车程一再被延长。当夜幕降临,我已对目的地的存在不抱任何指望。在近于幻觉状态的晕车状态中,我好像坐在一艘在大海中失去方向的海轮,朦朦胧胧中,窗外的田野像征着亘古以久的绝望,最终让你的躁动不安,也淹没在巨大的绝望感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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