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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江汉大学学报》“现当代诗学研究”栏目的祝贺、观感和期冀
来源:诗生活 作者:陈超等   发布时间:2009-6-16


  祝贺、观感和期冀

  陈超

  《江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现当代诗学研究”栏目创办已经5年,作为诗论从业者,我一直留心这个栏目。说实在话,起初我对它并没抱太大希望,一家普通院校的社科学报,有自己的想法就很好了,至于它在学术和时效助益上的实现程度已经不再首要。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我愈来愈感到它的分量。无论从选题的设置,还是不少论文的质量上看,我要说,这个栏目的重要性和贡献,早已超出了提升地方院校学报质量的意义,对中国现代诗学界来说,今天它已是不可忽视的三两家必读刊物之一。当此栏目创设5周年纪念之际,我作为近30年来从未中断过诗论写作“工龄”的老壮工,向它的组织实施者表达专业内部最朴实又是最郑重的祝贺。
  借此机会,也略陈一下我对诗学研究——特别是当下诗歌批评——的观感与期冀。

  在我看来,自上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诗歌理论批评进入了持续的“疲惫期”。与1980年代到1990年代中期相比,似乎诗学批评的“兴奋期”已经结束。除专业人士外,那些关心诗歌状况的普通读者已很少阅读严格意义上的批评文章,而铺天盖地的所谓“媒体评论”“舆论化评论”乃至“恶搞评论”却迎来了自己的“蜜月期”,它们赢得了可观的读者群,并自诩已经成功地“取代”了专业的诗学批评而行使其功能。这是当下困扰诗歌批评的“生存处境”之一。
  诗歌批评专业人才的大量流失,也是当下困扰诗学批评的“生存处境”之一。我不无怅惘地看到,近些年来诸多本来有能力的诗歌批评家朋友也丧失了对诗学本身的热情——有的专注于去作所谓“公共知识分子”,纵论普泛的社会道义、历史批判命题;有的回到“做学问”,其实是以“做材料”或“准文献综述”的方式,来显示自己诗歌研究的“学术化”、“学理化”;有的一门心思并不在研究诗歌文本,而是借作品操演自己刚习得的时新的“后某某”或“文化批评”框架;有的则在“边缘的边缘”的低回感受中,对诗歌现实长久地失语,去写一些泛文化思想遣兴式的随笔、小札;有的去做高俸画评、乐评、楼盘广告策化人……如此等等。
  以上种种态势或许自有价值。由于其自身性质决定了它们离诗歌创作及批评建构的现实都比较远,因此,尽管它们对诗学批评的大生存环境构成困扰,但在此我只想不无遗憾地略加指陈,而不予进一步论列。
  我真正感兴趣的是另一种对诗学批评构成困扰的“生存处境”——它体现在某类在初衷上对诗歌创作的现实抱有浓厚的探询、言说兴趣的批评家身上。一般地说,他们有一定的“学力”和高学历,有较扎实的理论积累,较好的批评素养和表达能力;但是看他们的许多文章,却明显感到其僵滞于由学院传授的各种西方当代文论“范式”,使其批评要么偏离批评对象,要么对之进行“过度诠释”。读这样高度“专业化”“行规化”的文字,我仿佛是在读文德勒、德•曼、米勒、巴尔特、海德格尔、布鲁姆、卡勒……诗学理论的东方“亚版”,甚至是“小人书版”。因此,这样“高射炮打蚊子”式的专业批评很可能也难以对诗歌现实发生实际有效的影响。
  批评介入当下诗歌创作的活力和有效性,一直是新时期以来我国诗歌批评界的可贵传统,我想,我们不要让这条“金链”在此时段中断。无庸讳言,其实我们都心仪于当代外国文论特别是其诗学,但我们应该知道,它们再好,也无法代替我们对当下中国诗歌创作及批评现实的思考。规行矩步于当代某一种西方文论的已成范式,的确使许多批评家论域独特、言说有“根”,但是其讨巧的一面也是明显的。似乎我国诗学的标准已经被西方某几种诗学理论彻底厘定好,并被他们掌握,剩下的只是以此标准来“量裁”当下的诗歌创作。这样一来,既有的范式不但没有激活,反而遮蔽乃至“删除”了批评家对具体历史语境下的诗歌的思考。而且,具体到批评写作,还常常会造成批评家以自己批评文本中不同引文的关系递进,来代替——如果不说“冒充”的话——自己逻辑运思的真实推进。
  批评文本介入当下写作语境的活力和有效性,应是批评家工作的前提。因此,我以为我们的批评文字从价值确认、诠释模式、运思向度,直到措辞特性上,应该经历一个较大的调整或转变。我们看到许多诗学理论批评,或是贴近文化阐释,或是固持于表面修辞形式的研究,或是专注于实验某一种“批评模式”的功效。这些批评文本各有佳境,但也有明显的缺陷——它们之间很少被真正有效地打通,至少未曾出现有说服力的先例。
  当然,诗歌于社会、历史、文化大有关系,其本体形式也是诗之为诗的存在理由。但是,说到底,真正有力的诗学批评,探讨的应是综合性的事关具体历史语境下“写作”诸方面的问题。而要对“写作”这个综合性概念进行整体的考察,则必须树立“舞蹈与舞者不能分开”,这个不简单二分的、求实准确的理念。缘此,批评家们围绕综合性的当下“写作”问题,应会感到以往批评中将本体与意义“分治”的做法,或依赖于某种单一的形式主义“范式”进行批评写作,是“不顺手”和“不够用”的。
  我们或许应该尝试转入一种有活力的有效的难以归类的“综合批评”。它要求批评家保持对当下生存和语言的双重关注,使评论写作兼容具体历史语境的真实性和诗学问题的专业性,从而对语言、技艺、生存、生命、历史、文化,进行扭结一体的思考。这样,在批评家自觉而有力的文化批评、形式探究、修辞学批评的融合中,就不但具有着介入当下创作的有效性,而且还能对即将来临的话语可能性给予“历史话语想象”的参与。自觉地将对话语的省察与对生存的省察交织在一起,是一个时代的诗学批评富于活力的标志。我相信,如果我们能完成这个转变,就会带来更为开阔而求实的批评视界,并可能将赢得比现在更多的诗歌批评文字的读者。
  我所说的“综合批评”,决不是指批评家将各项维度打磨得温吞吞而“全面”,而是对语言和生存双重关注的理论批评自觉。比如,拙著《中国先锋诗歌论》就在寻求或尝试着“综合批评”的可能性,诗论界有些同行认为“它为诗学‘综合批评’即共时处理生存/话语问题,提供了具有可操作性的方法或参照”。我也看到,近年耿占春出版的专著《失去象征的世界》里,“综合批评”意识的展示,或称为“文化诗学”方法论的自觉。或许我们程度不同地在努力实践着一种以话语的历史生成为重心,并由此激活文化阐释的新的综合批评模式;并扬弃了以往诗歌文体学把文体局限在语言形式单一范围内的狭隘观点,而是把文体看成一个系统。这里的文体就是话语体式,文体作为话语,包含了各种复杂因素。文体首先体现为外在的物质化的以语言学为核心的文本体式,其中包括语言样式、吟述方式、隐喻和象征系统、功能模式以及风格特征种种。第二个层次则是通过文本体式折射出来的诗人的体验方式、思维方式与精神结构,它与诗人的个性心理紧密相连。第三个层次则又与诗人所在的时代社会历史文化语境相联系,体现的是支撑诗歌话语的纵深的文化场域。这样一来,诗歌研究就成为思想与语词共在的场所,从历史话语与文体学融会的角度的切入,或许就可以做到从形式到内容的层层剥笋式的整体研究,从而有效打通了内容与形式,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的界限。正如占春对我所言:“现在我不满足在封闭的诗歌语境中论诗。我想努力从一个诗人,扩展到更真切的历史语境。”而用一句大白话说,就是要有能力“拔起萝卜带出泥”。而不是单论萝卜、单谈泥。
  我理想中的“综合批评”,除了应有思想深度和对形式感的自觉外,还必须能做到紧贴诗歌创作的实际,不发空言。既要在学术上训练有素,又避免以生硬的某个既成“理论框架”去硬套文学现实。对诗歌作品的细读、论述,应能够做到直入腠理,令人(有一定诗歌教养的普通读者)会心。这样的批评话语,应不乏丰富的信息,但又是准确、求实的,要尽力避免牵意就词或“以其昏昏,使人昭昭”之处。这种学术品格和审美敏感的自觉培养,或许使我们有可能将某些真正有重要“意味”的诗学话题伸延、廓清、引向深入,并给人以启迪。让我们记住诗学批评的价值、职能和广大可能的阅读对象,在实践中进一步寻求“综合批评”的活力和有效性。
  ——绕了一圈儿,我其实是希望《江汉大学学报》“现当代诗学研究”栏目,今后能更加自觉关心当下诗歌状况,并在诗论文体的有效性创新上体现自己的价值眼光,而不必过度重视什么表面的“学报体规范”。


  新诗研究之功德簿

  陈仲义

  《江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现当代诗学研究”栏目被评为“全国社科学报优秀栏目”是名副其实,物有所值的。它敏锐抓住新诗诗学这一根“老”而不朽、“少”(shao`)而多难的骨头,啃将起来,一啃就是五年。五年,几乎拢集了这一领域学人的关注,涉及了众多难点焦点,成为新诗研究不可多得的平台。其选题之前沿、广阔、新鲜,组织之缜密,严谨,既体现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又具长远的学术累积性。150多篇高质量、分门别类的论文,无疑为新诗学的“建档”,铺垫颇具启发的“索引”。实乃新诗研究之功德碑也。
  在批评文论领域,小说研究可谓一统天下,而此栏目不卑于边缘,不计于名号,默默地积沙成塔,集腋成裘,其胆识、眼界与胸襟,不能不让人格外感佩。
  实际上,诗歌研究的许多前沿课题,常常是文学研究的“先声”。 然而“先声”常常被遮蔽和淹没,而能在大学学报上率先破题而出,且构成集束性声浪,在在是难能可贵。我们高兴看到,正是由于该专栏的不懈努力,已经和正在影响了一些对于诗歌研究缺少关注的其它学刊。同气相投,同盟(鸣)相求的声音,开始多了起来。
  最后不妨提议,那些按部就班,门槛很高的“学报们”,学一学地方上的江汉大学、海南师范大学,放弃面面俱到、全面照顾的做法,瞄准一、两个专业课题为突破口,坚持耕耘它八年十载,不啻让学刊持续播放异彩,避免东一枪西一弹的游击风习,于整个学界的“分装”积累和深度进取,大有裨益。
  特色专栏,实乃学报自我解救、自我增殖的光明大道。


  风景及意义

  陈希
      
  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诗歌具有灿烂的传统,在民族艺术创造和精神活动甚至社会活动中占据重要地位。中国诗歌在唐代取得辉煌的成就,形成后来者不可企及的规范。但宋以后,特别是近代以来,诗歌创作陈陈相因。创造成为一种奢侈,摹仿成为唯一的可能。失去创新活力的诗歌在近代无可挽回地走向衰落,并阻碍新思想的传播和新时代的发展。
  中国现代诗学是作为对传统诗学的反叛出现。新诗切入或关注现代生活和审美活动,成为现代人主要抒情艺术方式,并逐渐形成不同于古代诗歌的新的诗学范式和传统。与古代诗歌迥然不同的是,新诗从诞生到发展都受到西方现代诗学的影响。但中国新诗不是西方诗歌的模仿,而是有自己的审美追求和创造。中国现代诗学的“现代性”具有中国经验。
  胡适1935年《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导言”回顾新文学运动历史时,曾指出新诗理论“特别多”;朱光潜1937年《文学杂志》创刊号“编辑后记”特地把“诗论发达”列为中国现代文学四大特征之一。中国现代诗学凝聚了诗论家和诗人的才智和辛劳,体现了现代性的追求,不乏颇有理论深度的论著。中国现代诗学的特质,是古今融合,中西会通,因而现代诗学研究繁难艰深,关涉问题复杂,学术品位高。
  《江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创设并持久打造“现代诗学研究”专栏,具有学术锐气和远见卓识,成为学界瞩目的独特风景。“纯诗学”研究必定推动“纯诗”艺术的发展。在当下这样一个诗意贫乏、想象力丧失的粗鄙化时代,功利主义压倒一切。在这个杂烩世界,实用理性使我们逐渐远离灵动和浪漫而置于世俗罗网。但诗以其特有的方式,唤起我们的记忆,激发我们的想象,如夜空划过的星辰,叫人惊异;似天边飘动的云彩,令人向往。诗学研究,是一种历史对话,一种对未来的忧虑。在诗歌早已风光不再的年代,创设“现代诗学研究”,显示一种诗性的期盼和守望,具有一种近乎于神启的意义。


  新诗研究:蜕变中的艰难
                           
  贺仲明

  尽管人们对当前新诗创作的评价不一,但一个客观的现实是它失去了曾经有过的庞大读者,以及在读者中的广泛影响。对于新诗,这是一种艰难,却也可以是一次新生式的蜕变。同样,当前的新诗研究期待着蜕变和突破,却也不无艰难。就我个人的看法,当前新诗研究有两个方面值得特别关注:一是对民间诗歌的研究。由于官方新诗期刊的萎缩,大量有影响的诗歌发表在民间诗歌刊物或者网络上,其中出现了一些有创造性的优秀诗人,构成了当前诗歌不可忽略的一股力量。但是,主流文学界对它的研究和关注还很少,许多诗歌评论家对它基本上持漠视状态;二是克服浮躁凌厉之气,真正沉静地对新诗发展问题做出思考。当前诗歌研究界有鱼龙混杂之嫌,不少南郭先生混迹其中,真正有深度的沉实的研究却被掩盖和忽略了,这会损伤真正诗歌研究者的热情,对当前的新诗创作和研究环境构成了严重影响,研究者们应该有勇气对之进行批评和澄清。
  《江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的“现当代汉诗研究”栏目能这么坚韧地坚持,吸引了这么多的诗歌研究和评论家参与,集中刊发了许多有影响的好文章,确实很不容易。我不专门研究诗歌,但一直非常热爱诗歌,对新诗的发展和命运也有真诚和持续的关注,因此,对这个栏目很关注也很喜爱。它使我了解了更多的新诗发展和研究动向,也加深了我对新诗本身的理解。期待它能够吸引更多更优秀的新诗研究者,关注更多的问题,将新诗研究更推向深入。


  不事夸张的“袖珍”事业

  敬文东

  现代汉语诗歌是中国新文学探索中走得最远的一种文学体式,公众已经看不见它,许多专业从业人员也不一定能看见它。一个不懂得欣赏诗歌的民族很可能真的是可悲的民族,但问题依然出在当今的文学教育上。科层化的文学教育机制、格式化的专业设置模式,可以让完全不懂文学的文学雇员尸居大学讲席,口吐白沫地向年轻学生灌输变质和发霉的文学知识,严重败坏了一代又一代人的审美胃口。少数一些侥幸脱逃者成了真正的诗歌创作者和研究者。即便如此,因为文学教育体制的严重腐朽,这些人不过是些游兵散勇而已。
  《江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现当代诗学研究”栏目或许就是有感而发设置起来的。5年来,它将那些游兵散勇集合在一起,不事夸张地从事着一项寂寞的事业、一项袖珍的诗歌事业。不敢说它的参与者都是了不起的人物,但这些寂寞的人以寂寞的心态从事寂寞的工作,并在一个寂寞的平台上展示自己的工作,对于汉语诗歌来说,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情。作为这项事业一个偷懒的工作者,我为这个栏目感到骄傲,也让我在面对它时感到惭愧。


  新诗研究,需要激活动力》

  姜涛

  在学院中生活久了,会产生这样那样的幻觉。幻觉之一,便是以为自己手头的工作,可以心安理得一直干下去。知识讲传承,学科需深化,只要有一小群人踏踏实实地勤奋,不出什么意外的话,某一门学问就可以无休止地钻研。但有一点不要忘了,很多学问不是架上的古器,而是活生生的、充满紧张感的现实,外在的观念、框架只是躯壳,内在的欲望、思考和意志才是根本动力,一旦丧失了动力系统,相关的研究总有枯竭的一天。在我看来,新诗研究正是这样一种学问,和它所处理的对象“新诗”一样,实际上一直和周围的历史处在“较劲”的状态,或靠汲取历史整体的势能来喷吐高亢的美学,或靠孤注一掷的先锋态度来挑衅既定的成规。由此,新诗研究一度确实风光,在整个文学研究中引领潮头,吸引了不少相对精彩的头脑,也出现了不少相对精彩的言论。但不可否认的是,近十几年来,新诗研究整体是处在衰落之中,越来越缺少与当代文化生活、以至当代诗歌写作对话的能力,越来越沦为圈内技术含量不高的复制性生产。虽然,从数量上看,有关新诗的论文仍旧不少,一些专题的讨论也煞有介事地断续涌现,但坦率地说,无效的劳动居多。一些话题虽然堂皇严肃,但实际上缺乏新意以至乏味,效果只在勉强支撑了一个新诗“在场”的局面,原因只在过去的动力已经枯竭,而新的还没有“养成”。当然,这样的判断有些过分苛责了,因为动力的缺乏,不是新诗一隅的问题,它是文学整体危机的一个表征而已,重建新诗研究的动力系统,也有赖于学术思想乃至社会实践的整体重建。这需要历史的机遇,也需要敏锐而热忱的心智。在这种氛围中,《江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专门辟出空间,连续地推出新诗研究的专题,刊物自身发展的考虑之外,对新诗问题的关注以及对新诗研究的信任,的确让人惊喜。虽不能说所有文章都能言之有物、切中肯綮,但每一期都能聚焦于特定的问题,不急不躁,几年坚持下来,人气颇旺,成绩斐然,已成为集结、展示新诗研究最新产品的重要平台。更为重要的是,在这种持续的工作中,已包含了一种不断探索、寻找突破的努力。在此基础上,如果能更进一步,不仅集结、展示,也能提醒、召唤,主动尝试某种诗学的与价值的新向度,重新激活可能的动力之源,揭示那尚在暧昧之中的困顿之源,那就会让人喜出望外了。


  奉献精神与园地意识

  罗振亚

  “现当代诗学研究”是一项高难度的精神作业,它对从业人员的要求偏高,既深谙诗歌的肌理、修辞、想象方式又具有渊博、厚实、深邃的学养者,方可入其门槛,而这样的人选少之又少;同时它的研究对象和古代诗学比较,领域也相对狭窄,在有限的时段里诗人、诗潮与诗论本来就不多,能构成言说价值的话题就更难以寻觅,若找到恰适的学术生长点谈何容易;再者它在成果上不好出新,经过谢冕、孙玉石、陆耀东、杨匡汉、吴思敬、陈超、蓝棣之、唐晓渡、龙泉明、程光炜、陈仲义、王光明、李怡等学者的锐利拓进,已有相当的积累,那些饱居思想含量的著述,对后来者既是启迪也是重压,如何超越它们而使自己避免做无效的精神劳动,是每个年轻学人必须面对的精神拷问。几点的聚合注定了“现当代诗学研究”始终不甚景气,根本无法和喧腾热闹的小说、散文研究抗衡。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随着大众文化的挤压、欲望化的拜金语境等因素的合纵连横,使曾经处于中心位置的新诗走向边缘,新诗研究更成为了边缘的边缘。 
  正是在这样的学术背景下,《江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在全国学报类的杂志中,大胆地率先辟出宝贵的版面,开设“现当代诗学研究”专栏,而后才有《西南大学学报》等杂志的次第应和。我觉得这不仅需要超常的勇气和胆识,也需要“舍我其谁”的牺牲和奉献精神,《江汉大学学报》是在以一种责任的担当,为诗歌创作、诗学研究的繁荣与发展作着坚韧的努力,它让那些从事诗歌研究和批评的人,在寂寥的文化氛围里获得了自己的精神家园,获得了一块可以恣意耕耘的土地。而且这也体现了学报主持者可贵的阵地意识和智慧的眼光,正因“现当代诗学研究”领地荒寂,才有着更为广阔的言说空间,和无限开拓的可能,谁最先占领了这块学术园地,谁就拥有了无可争辩的发言权。事实证明,在过去的五年里,栏目主持人广泛关注诗学前沿动态和诗学问题,题目不辩新旧、大小、中外,一切从学术价值出发,所刊发的文章既扣合了当下诗坛潮流的脉动,又总能提升出一些深层的规律性命题,十分有益于诗歌生态、格局的健康生长。由此说来,刊物引起诗学界乃至学术界的广泛好评、成为诗学研究的重镇,也就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了。所以我愿意再次申明:《江汉大学学报》“现当代诗学研究”栏目的开设及时而且重要,意义深远,为新诗研究界办了一件功德无量的好事。 


  现代诗学研究的生态与动态 

  李润霞

  自晚清“诗界革命”至今天新世纪诗歌的百年诗学发展,中国现代汉语诗歌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文学成就,同时也持久地引起诗学本身以及诗学以外的研究探讨,一百多年的中国新诗创作伴随、见证了新诗研究的经验得失。可以说,现代新诗创作有多丰富,现代诗学研究就有多丰富;现代新诗创作有多芜杂,现代诗学研究就有多芜杂。事实上,在小说、散文、戏剧诸领域,没有任何一种文体内部求新求变的矛盾冲突像新诗这样难以调和、极端多变;没有任何一种文体在百年发展历程中自我否定和推倒崛起的呼声像新诗这样频繁激烈,也没有任何一种文体在艺术取向和诗学观念上如此充满理论变数和话语张力,所以,充满焦虑“问题意识”的现代新诗在诗歌观念和诗学表现等方面都呈现了纷繁复杂、多变多向的趋势和格局。
  如果说,现代新诗写作中呈现的是“多极化”、“无标准”的问题,那么新诗研究中同样也存在“多极化”、“无标准”问题。纵观现代诗学的研究生态,令人重新思考的或许是诗学研究的学术规范问题,据此,笔者大致把百年诗学研究分为以下三类。
  第一类,学理意义上的纯粹诗学研究。这是成果最多最扎实稳健的诗歌学理研究,成就了新诗理论话语的奠基和开拓意义,切实推动了中国现代诗学的建设和研究,探讨的范围一般在现代新诗理论主张、思潮观念、流派群落、刊物出版、现象文本、史料挖掘等诗学生态诸方面,这类研究往往是一种诗学意义上非常严谨严肃的专门或专题研究。这类研究往往在诗学刊物和学报期刊的推动中形成了某种诗学研究的固定模式,可以称之为“学报体”。除却其学术意义之外,需要规避的问题似乎是过于四平八稳的八股气和貌似大同实则小异的低水平重复。
  第二类,“问题”与“话题”意识强烈的诗学争论。这类文章所涉诗歌论争、诗坛争鸣、诗人批评往往一针见血、快意恩仇,姑且称之为“争辩文”。尤其是近三十年的诗歌历程,充满了喧嚣和混乱的论争烟云。如果说在学理文章之外的各种诗学论争充分显示了诗学研究的锐气个性和自我清理的激进执着,那么需要提醒的仍然是诗歌学术从“非诗”讨论回到诗歌本身讨论,从诗学之外围回到诗学之内在的自觉。少一点运动式的集团依附,少一点非此即彼、你死我活的小圈子意识、少一点概念制造的口水战,如此,或可进入积极的诗学批评与争鸣。
  第三类,诗学应酬与友邦随笔。不算特多也不算太少、与学术沾边但又别有怀抱的这类文章是诗学研究中的一种滥俗文字,也是一种世俗学问。大致有两种情况,一部分为应景应酬之作,类似政客间的拍马溜须,比如某一些“专门”诗人的研讨会写作或“红包写作”;另一部分为诗学友邦之作——为或真或假、礼尚往来的诗歌友谊或诗歌道义,它常常表现在诗人之间或诗人与学者之间的“阅读抚摸”和“学术游戏”。这种应酬随笔使得诗歌学术即使貌似严谨规范其实质仍是随笔化、随意性,可以谓之“随笔体”,它不仅体现在学术论文的文法语言上,更体现在诗学研究的立场上。
  在诗歌与诗学渐被边缘化甚至妖魔化的今天,《江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能够连续5年关注中国现代诗学的生态与动态,令人感佩感慨。相较一般期刊而言,我所看重的是这个栏目所充溢的强烈的“问题意识”。这也使我重新发现,一直以来,诗学研究不是没有问题和话题,而是被制造问题与话题的能力遮蔽了,这就需要有一个严肃严谨的纯学术平台,来进行诗学问题与话题的真正探讨,即使是诗学争论也是有意义的争鸣而不是人事非议。如果刊物真能对20世纪以来汉语诗学的生态与动态给与长久关注,鼓励具有创造力和理性深邃的诗学成果,或可切实推进中国现代诗学研究的深入发展。相较悠长丰厚自足的古典诗歌和古典诗学而言,显然,略嫌年轻的现代新诗和现代诗学均尚“在路上”,而任何富有远见的平台及其话语都将是这段诗学历史中的坚实推手。


  中国新诗研究:克服“现代”困难的前行

  李怡
                            
  对于中国新诗研究,我个人的体会有二:一是有它种种的困难,二是我们终究需要在克服困难中前行。
  这些困难在哪里呢?我觉得恰恰就在我们的学术关键词——“现代”上。现代并不只是一个令人激动的目标,它同样意味着一系列重大的改变,而我们却并没有准备妥当。在“现代”,中国诗歌转变了方式,而不得不转变方式的中国诗歌(新诗)却蜿蜒曲折、历经坎坷,它本身没有以自己的一个相对“成型”的创作形态为诗评家的内在“诗理”的建设提供有力的支持。在另外一方面,我们用来评说诗歌的话语在“现代”却产生了意想不到的大规模堆积。我们曾经拥有的中国古典诗歌与古典诗学以及正在面对的西方文学与西方诗学又都有着如此丰富如此迷人的内涵,它们事实上是在各自不同的方面以自己各自不同的理念干扰了中国现代诗家的批评理路。对于前者,我们或许会陷入中国诗人芜乱的创作局面而使得自己也出现了价值体系的破裂,对于后者,我们可能又会不假思索地以“新诗之外”的理性逻辑来代替了对于这一创作现象本身所应有的逻辑。在这个意义上,我以为一部中国新诗史的成功写作其关键在于寻找和建立一个与中国新诗发展现实相对应的“现代”的新诗观,这个新诗观不是我们强加给中国新诗的,而是从中国新诗自身复杂的历史现象中“生发”出来又有着更高的概括能力的理性的图式。
  当我们从诗歌本身的芜杂中跳脱出来,当我们能够排除“新诗之外”的理念逻辑对于新诗评说的干扰,那么,我们的研究也就在继续前行。在这方面,以“问题”而不是以“概念”为中心的《江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现当代诗学研究”专栏可以说走在了全国研究的前列,我衷心祝愿它越办越好,成为未来中国新诗研究史上不得不大书特书的一页。


  边缘之处大有作为

  冷霜

  在1990年代以来的文学研究中,新诗研究面临着两方面的困境与挑战:一方面,随着全球化时代的来临,文化认同问题的凸显,新诗的“合法性”再度成为一个问题;另一方面是在人文学术研究的话语图景发生急剧变化的状况下,如何突破自1980年代起由当代诗的写作与批评实践引领而在今天日益陈旧的新启蒙主义/审美主义话语,使新诗研究重新开放自身。这既需要批评的敏锐介入,也需要新的理论资源有效的运用和学术史层面的检讨。
  而与诗歌在这一时期的“边缘化”同时出现的,是新诗研究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领域中的边缘化。这种边缘化不是指研究者数量或著述数量在比例上的缩减(尽管从表面印象上是如此),而是指它在自身研究中提出更具普遍性命题的能力的衰退。这与它所面临的上述困境和挑战有关。从媒介的角度来说,很长一段时间里,新诗研究的专门性期刊只有一种,一般性的学术期刊中也鲜少给予有关新诗的研究以较重要的地位,这种状况反过来也限制了新诗研究的发展。
  在这一意义上,《江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创设并坚持至今的“现当代诗学研究”栏目就显得非常可贵。它在5年来通过一个个专题的推出,触及到新诗研究各个方面的问题,并使这一领域的学者最新的研究成果得到了集中的呈现。它既成为《江汉大学学报》的一个特色栏目,也构成新诗研究界的一个公共平台,一个较具“时效性”、也有较高质量的学术空间。进一步地拓展这一空间,必将有助于推动新诗研究的自我更新。当前新诗的发展已经积累了很多新的问题与现象,如何从中提炼出有价值的诗学命题,展开深入的探讨,在学术研究、批评和诗歌实践之间建立起有生产性的互动,是我觉得大有可为而寄望于这一栏目的工作,相信它会越办越好。


  学术的光荣与尊严
  ——向《江汉大学学报》致敬

  钱文亮

  如果放在十年以前,大概不会有人想到,作为一家普通高校的学报,《江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会成为中国现当代诗学研究的一方重镇。然而,仅仅是短短数年的开新与坚持,《江汉大学学报》却已然成为海内外众多优秀的现当代诗歌研究者的集结地,从中不难想象该学报主持者眼光的敏锐,不懈的努力。由此再看近两年国内一些评论刊物和学报也纷纷开辟当代诗歌研究的专栏和专题,人们就不能不联想起《江汉大学学报》的品牌栏目“现当代诗学研究”对于这一波热潮的引领之功。
  作为一位曾经做过学术杂志编辑的研究者,我深知,在出版资源仍然被国家严格控制的现实中,刊号、书号仍然属于学术活动中的稀缺资源;也就是说,办好一本刊物并不难,难的是恒心与耐心,事业心与责任感。然而,遗憾的是,许多拥有这些资源的办刊人却无所作为,将刊物办得如同垃圾,以致引起行内行外的普遍诟病。很多年前鲁迅曾经感慨:“中国没有肯下功夫的人,无论什么事,如果继续收集资料,积之十年,总可成一学者”;其实,在中国,办刊也是如此!谓予不信,《江汉大学学报》的成功就是力证。
  近些年来,伴随着学术管理水平及其评估机制中存在的“小学化”(加减乘除的量化指标)倾向和学术活动中的行政化、官僚化倾向,学术界功利主义之风劲吹,商业交换规则乘虚而入,赢者通吃现象屡见不鲜,对此学术环境趋于恶化的现状,许多有识之士虽感痛心疾首,不断呼吁,然而有效的治理与改善却是千呼万唤不出来,学术的独立与尊严可谓岌岌可危。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学术刊物的独立与自重就特别的难能可贵,从传承文明、弘扬学术、探求真理的使命来看,从其在学术生产——传播——接受流程中的地位来看,学术刊物的坚守应该是保存学术光荣与尊严的可靠希望。兹是之故,我要特别向“现当代诗学研究”栏目的主持者刘洁岷和《江汉大学学报》的朋友们致以诚挚的敬意!我也要用那句古老的格言与《江汉大学学报》的朋友们共勉: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斯是陋室,惟吾德馨!


  印象与感受》

  荣光启

  2004年的冬天,当时我在首都师大读博士,诗人刘洁岷来北京,他的到来显然是有一些目的。在此前,我只知道刘洁岷是一位国内优秀的诗人,其时我们已经收到他主编的民刊《新汉诗》,这个诗歌刊物在北京的文学圈子里反映非常好,它虽来自湖北,但所选诗人却是全国范围;而在推荐新人方面,此刊尤见功力,刊中一些从来没听说过的诗人,作品是相当的好,可以看出编者选稿的目光。很显然,他的构想中,《新汉诗》将是国内顶尖的诗歌民刊,他来北京大约是向在京的诗人组稿吧。但这一次刘洁岷带来的却是他的另一个构想,即在《江汉大学学报》建设一个叫“现当代诗学研究”的栏目,当时我深感他对这个栏目的热情,在这种热情中,我也想起《新汉诗》中他对一些诗作的点评和对诗坛的整理把握,我当时的一个感受是,诗人刘洁岷有能力将这个栏目做好。
  因为我早已惊讶于刘洁岷的诗论文字,他的点评诗歌显出非常好的理论功底,他在诗歌技艺、诗人的感受力、当代诗歌目前面临的问题等方面的论述非常细致、深入,他的诗论文字有一种既深涩又灵动的风格,这在当代诗人中少有。我当时的感觉是:这恐怕只有一个自身诗歌写得不错、感受力非常好,同时又自觉于诗歌写作到底是怎样一种语言艺术的诗人才能写得出来(当代诗坛还有臧棣、张桃洲、姜涛等诗人也属这样的诗论者)。他本身就是一个理论家,又加上他比一般诗论者更置身于当代诗歌现场,他来主持这个“现当代诗学研究”栏目再合适不过了。接下来的几年,刘洁岷的作为印证了我的看法,在和臧棣、张桃洲的合作中,他策划了许多有创见、有价值的选题,而且坚持组稿(向名家和实力新人约稿)、用稿极严的作风,硬是把《江汉大学学报》这个普通的学报办成了许多诗歌讨论会都会谈到的一个著名学报。尽管现在也有一些学报(像毕光明先生任主编的《海南师范大学学报》)目前在做新诗专题研究的栏目,但在开风气、栏目和文章的质量等方面,《江汉大学学报》的“现当代诗学研究”栏目仍是新诗研究界、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界的一个品牌栏目。这个栏目的学术创新性、对新诗百年的整体观察、对当前诗歌问题的多方审视以及一定资料性,在多年后的当代中国文学研究、新诗研究中,人们将不可忽视。


  选择与坚持》
  ——《江汉大学学报》“现当代诗学研究”栏目创设五周年致辞

  沈 奇

  自高等教育产业化而随之“学术产业”兴盛后,大学学报的面目越发不堪其雷同与呆板,像一条条复制的通用流水线,模式化产出,实用性流通,将原本以交流思想和探讨学问,进而推动学术创新和学科建设的殿堂,搞成了虚假繁荣的杂货铺和大超市,热闹而空泛着。
  五年前有幸获赠阅《江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见其创设“现当代诗学研究”栏目,好生惊喜:一是关乎自己研究方向,同道不孤,在学报中独此一家;二是栏目主持和责编原就是业内人士,造诣和眼界都早非泛泛之辈,此番有备而来,精心打造,令人信服;三是栏目创意自设其难,专题研究,策划组稿,自成格局,只手为帜,显然是要为寂寞无靠的中国现当代诗学之发展前行,做一点既有抱负又切实有效的正经事的。
  如此伴随五年,最初的惊喜已转为叹服——一份普通高校的学报,能将一种创意推行五年不殆,形成为海内外同道所看重的“品牌”效应,实属不易。而经由各类选题的板快性呈现中,不但遍涉中国新诗之现实与历史、理论与创作的各类节点问题,而且囊括了几乎绝大多数活跃于当下的新老新锐与实力诗歌评论家,可谓立足寂寞之地而得风生水起之势,非有远见卓识和职业精神而难获如此 佳绩!
  中国诗学向为文学研究之根本。中国新诗问世不足百年,说起来只算个伸胳膊踢腿成长发育期的半大小子,在可能性的探求和典律性的生成之间,其实是有极为广阔的天地而可大有作为的。这些年学术也成了产业,但大多都是短期行为,打几天“学术”的招牌后,就只顾产业不管学术,缘木求鱼,失了根本,那产业也就难以为继了。关键是从事学术的人没了学术理想和抱负,不能将一件有创意的事坚持到底。而学术刊物说到底是人办的,有怎样的编辑,就有怎样的刊物;刊物的品位和前景,全取决于编辑的创新精神和理想坚持,以及主办者对此精神与理想的理解与支持。值此栏目创设五周年之际,作为读者也作为有幸参与的作者,愿以这点感言为贺,并祝更上层楼而誉满天下。


  热爱和责任

  唐晓渡

  如果五年前有人告诉我,要把一份普通高校的学报办成中国现当代诗学研究的重镇,我会在大表赞成的同时投以暧昧的一笑。大表赞成是因为愿望良好,没有理由不赞成;暧昧一笑则是因为操作的难度太大,甚至可以大到令愿望本身无足轻重——根据以往的见闻,别说是“重镇”,即便是想以诗学为“亮点”,把刊物办出点“特色”来,也是尝试者众而成就者寡,所谓“靡不有初,鲜克有终”。既然如此,似乎也就没有必要过分当真了。
  然而,说《江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是中国现当代诗学研究的重镇,却不是在表述一个良好的愿望,而是在指陈一个众口皆碑的事实。面对这样的事实,我唯一能做的就是由衷致敬。没有谁可以测量从愿望到事实之间的距离,因此五年在这里也不只是一个时间概念,它同时意味着独到的胆识、准确的定位、广阔的视野、精心的组织和坚持不懈的努力。更重要的是贯穿其间的“问题意识”,正是敏锐的问题意识使读者可以把三十期数十个版块近一百五十篇文章看成一个开放的整体,尽管良莠不齐,但足以据此多角度、多层次、多侧面地勾勒出一幅动态的中国新诗勘探图。据我所知,全国范围内另有一些大学学报也辟有不定期的现当代诗学专栏,但若说到系统、扎实、追求专业水准,则《江汉大学学报》绝对一枝独秀。
  诗歌(更遑论诗学)的“边缘化”近20年来一直是大众传媒乐此不疲的话题,但从来就不是,或不应是真正的诗人和诗学工作者需要特别关注的问题。“边缘”相对于“中心”,而所有的“中心”都是权力的代码,都或隐或显地体现着权力的意志,至少包含着来自权力的考虑。正如“中心”的合法性和存在依据来自权力一样,“边缘”的合法性和存在依据来自远离中心面对更为广阔的世界,并自成一个世界。如果说以此追溯《江汉大学学报》创办“现当代诗学”栏目的初始动机过于理性,那么,以此概括其成功所带来的启示则恰如其份。这里的“成功”当然包括它所获得的相关荣誉,但在我看来,更大的成功在于:基于热爱和责任而汇集、凝聚了更多的热爱和责任。
  “现当代诗学研究”栏目五年来以全方位开展的态势,已经建立起自己的格局,呈现出自己的气象,因而,读者也有理由寄以更高的期望。多年来不断有人抱怨当代诗歌批评和诗学研究远远落后于当代诗歌创作的发展,尽管动机复杂,但未必不是实情,甚至可以说,这是现当代诗学研究的一个基本“问题情境”。没有什么捷径能一蹴而就地改变这一局面,唯有诉诸艰苦而坚韧的劳作。一批成熟的“诗人批评家(学者)”日见深切的介入很可能是最重要的“增长点”;与此相应的是比较研究,由此或可大大提升两个相互关联的关键界面,即新诗自身传统的清理、整合,以及现当代诗歌,尤其是当代诗歌经典化的有效性。我注意到《江汉大学学报》在这两方面所做出的特别努力,相信积以时日,深入拓展,必可“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顺便提一条意见,或许有点扫兴,但未必不值得重视:能否将编辑工作能做得更过细一点,尤其尽可能避免出现“硬伤”?比如见于2008年第6期余夏云的《出梅入夏:陆忆敏的诗》,该文第三章第11行写道:“于是,江河写大雁塔,给羸弱的文学以文化的砝码,韩东写大雁塔……”,然而以写大雁塔名世并每每与韩东对举的,并非江河而是杨炼。当然此类通常一眼可辨的“张冠李戴”之错首先应该责之以作者的记忆有误,但如果编者更细心一点,应该是可以得到及时纠正的。


  近年的中国诗坛

  王光明

  《江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开辟“现当代诗学研究”专栏,是办大学学报的一个创举,如今该栏目由于选题能够面对现代汉诗研究中的重大问题,精心组织专题探讨,发表质量高的诗歌研究论文,五年下来,已经产生重大的学术影响,不仅该栏目受到诗歌研究界的共同关注,所发表的论文常被硕士、博士论文引用,而且为学术办刊的创新,提供了启示。
  研究“现当代诗学”,注重的是正在探索、发展的中国诗歌问题,而进入21世纪的中国诗歌,许多新的现象与问题,尤为值得关注。今天想为“近年的中国诗坛”提个话题,希望有更多的同行进行细致深入的探讨。

  进入21世纪后的中国诗歌主要分布于三个板块:正式出版物的作品(即向国家注册的诗歌刊物、文学刊物、诗集),非正式出版的交流作品(如自印、交流的民间诗刊、诗集),网络上的作品(已有以《诗生活》等为代表的几十个诗歌网站)。这些诗作具有在城市化、世俗化的语境中走向边缘化的特征。从时代的语境的角度看,可以认为是个人主义时代的诗歌:思潮化的现象已不明显,“朦胧诗”式的集体主义、“新生代诗”的行为主义倾向已经退隐。它具有疏离“重大题材”与公共主题的倾向,主要不是某种抗议的声音,不以历史的厚重感和境界的深远引人注目,而是个人命运的感受与想像,以个人意识、感受力的解放和趣味的丰富性见长。从中国诗歌史的角度看,则是一种转型的、反省的、过渡性的写作:有许多分散的个人探索,诗歌的各种可能性得到尝试,但也泥沙俱下、鱼龙混杂,整体上给人一种丘陵连绵却少见高峰、峻峰、险峰的感觉。
  具体说来,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大多数的中国诗人,往往是直接面向时代的,而90年代以来,则更注意感受人在时代的命运,以个人的经验、记忆和想像同时代对话。这时候的时代,不再单纯是一个人人追逐的太阳,而同时也是一个体验与反思的对象;它也不再是被文件、报纸的观念所规范的时代了,而是具体的、片断的、分散的,需要“重新丈量”的。“生活”太大,“时代”光暗明灭,不仅所见有限,无法“测知一堵墙的厚度”,而且“不完美的大脑”总被搅晕,因此,许多诗人放弃了“宏大叙事”的野心,宁愿作不成一个“时代的诗人”,也要忠实于自己感觉与记忆,“以笨拙面对真实”。进入21世纪以来的中国诗坛,表面上看,诗人变得不那么自信,不那么高瞻远瞩,不那么具有时代的洞察力和预见性了。然而,从另一个角度看问题,或许也正是开放的、多元的过渡时代的见证。当然,诗歌见证这个多元共生的时代,与“生活”见证这个时代是不一样的,生活是GDP变化,制度调整,风俗变化和时尚迁移;而诗,则要通过语言捕捉与想像这种种变化在人心中留下的烙印。近些年来,相当多的诗人重视以感觉、记忆与现实关系,“城市诗”(以及“打工诗”)得到了较大的发展,人与现代化的矛盾和紧张关系成了诗人关注的问题;而“城市诗”的发展也反过来影响了“乡土诗”的想像方式的调整。此外,在技巧上,也更注意“叙事性”、戏剧性和反讽手段的运用。
  近年的中国诗坛相对平静,但平静不等于沉寂,平凡也不是是平庸,可圈可点之作也不见得会比别的年头更少。伟大的时代照亮诗人的激情与灵感,诗人分享了时代的光芒,因而许多诗也是时代的反光;在平凡的岁月,诗必须自己发光,以自身的价值求得人们的认同,凝聚自身的光芒照耀时代。因为时代平凡,因为被放逐到边缘的边缘,所以这是一个“非诗”的年代,但是上帝与魔鬼都不管诗歌,不再成为各种势力争夺的中心,诗人也就有可能反省和回到自己的位置,追求自己的理想。因此可以说,非诗的年代也正是中国诗人默默追求诗歌理想的时代。


  诗心文骨作为养料,培育民族现代诗学硕果

  王泽龙

  在新诗坛一片寂寞的园地里,《江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现当代诗学专栏”悄然盛开,以5年30期数十个诗学专题,用诗心文骨作为养料,苦心培育民族现代诗学硕果,在学术界独树一帜,成绩卓越,可喜可贺!
  在新诗坛一片寂寞的园地里,贵学报“现当代诗学专栏”悄然盛开,用诗心文骨作为养料,苦心培育民族现代诗学硕果,在学术界独树一帜,成绩卓越,可喜可贺!
  当我们所共同呵护的现代诗歌面临困境之时,更需要我们心境澄明,思虑广远,为中国现代诗歌的振兴提供有效的理论动力与思想资源。我以为:当下诗歌面临的困扰之一,来源于社会上下的厚古薄今思潮。许多人不大看新诗,谈起新诗来却不屑一顾,或者以古代诗歌蔑视现代诗歌。我们应该看到,中国现代诗歌是从传统中生长蜕变的,它从来没有抛弃传统,切断血脉,昔日的辉煌可以回眸张望,但是我们已经不能回到传统,我们必须创造今天,走向明天。现代诗歌的语言载体与表意系统是与现代人的生成状态、现代人的思想观念与思维方式互为共存的,远传统已经被改造被融化为新的传统。我们的现代诗歌只有在面向未来中,更有效地借鉴传统转化传统,才有不愧于古人,不愧于后人的贡献。一味地固守传统,就不会有新的创造。何况,在当下文化语境中,诗歌的抒写、传播、消费方式有了很大的不同,我们对诗歌的观念应该逐步转变。否则,我们就会越来越远离诗歌。当下诗歌的困扰之二,是诗人自身精神的懈怠。我们要敬重诗歌,敬重诗歌,不是要诗歌都去当担启蒙天下的责任,但是诗歌应该追求精神的高度,我们的诗人要多用心感应历史与时代的精神脉搏,体验人类心灵深处的苦乐忧伤。我们也需要个人情绪的抒写,也不反对世俗生活欲望的宣泄,这些太多太满太随意的抒写,降低了诗歌的精神与品格。今天更需要有大的情怀,大的境界,大的智慧来提升我们诗歌。这些不容易做到,但是,我们起码要有对诗歌的敬畏之心。当下诗歌的困扰之三,就是现代诗歌没有了规范与固定形式之后,我们如何表达诗歌。现代诗歌没有了传统诗歌的格律规范,并不是不要规范,这个规范与传统诗歌比较,可谓无形之形,它再不是简单地见之于外的固定格式,作用于听觉的规定韵律;它应该是作用于意、形成于整体的内在之形,是作用于心官的感受与濡染的心中乐感。在白话语体与自由的诗体中,我们把诗歌的现代节奏看作是诗歌“血脉的流动”(徐志摩语)。现代节奏是包含了白话口语节奏、内在情绪节奏、书面语言的音节节奏、现代汉语的韵律节奏、诗歌外在的句法、章法节奏的多元节奏形式。现代节奏是提升现代诗歌内在表现力,凝练诗意的有效手段。这也算是针对目前诗歌困惑状态的几点思考吧。  


  “开放问题空间后”的希望》
  ——为《江汉大学学报》“现当代诗学研究”栏目5周年而作

  易彬

  大约从上世纪末起,当代诗歌界出现了新的活跃景象(究其原因,诗学立场的分歧、网络技术的推动均不可忽视);而就在《江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现当代诗学研究”栏目推出前后,一批诗歌专刊纷纷改版,一批刊物也连续推出诗歌评论专栏,一时风生水起。相较之下,“现当代诗学研究”栏目更多学院派色彩,这决定了它的风格:更为执拗的态度,更为宽广的视野,更为学理化的探究。短短5年自然不足以囊括新诗发生与发展中所遭遇的全部重要问题,但近年来新诗研究所出现的、令人惊喜的深化局面却是真切可感的。众多研究者、众多诗歌评论刊物一道将新诗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平台、一个新的阶段,更为纷繁复杂的问题暴露在这一平台之上,更宽阔的研究空间展现在大家的眼前。
  而在“开放问题空间之后”,希望有三:其一,大家(编者和众多作者)能以一种更为诚挚而坚韧的态度投入到新诗研究之中去,埋头耕耘,自有收获。其二,更多扎实的个体诗人研究,特别是1990年代以来创作实绩丰厚或个性突出但诗名尚薄的诗人研究;新诗逐渐转型,更复杂的当代诗学经验有待归结;其三,更有力的策划,更灵活广泛的专题栏目设置。
  还是那句话,“挺住,意味着一切!” 


  诗学与传媒共臻佳境

  周晓风

  大约是在上世纪90年代人文精神大讨论的时候,不少诗歌界的朋友对汹涌而来的商业大潮表示了忧虑,担心文学的边缘化最终将会“饿死诗人”。然而事情的发展似乎没有像当时想象的那样糟糕。尽管现在不少文化人已将不看诗歌和诗歌评论当成新的时髦,但诗歌创作和理论研究却在去掉喧嚣和浮躁的氛围中得到切切实实的发展,其中一个重要标志就是诗学研究表现出活跃的发展态势。而诗学研究的活跃态势特点之一就是诗学与传媒的互动,传媒在诗学研究的拉动下出现名刊名著,诗学研究则在传媒的品牌效应下产生名家名作,两者共同推动诗学与传媒的发展渐臻佳境。
  除北京大学出版社连续出版有影响的“新诗研究丛书”外,首都师范大学的《中国诗歌研究动态》(新诗卷)也已出版到第五辑。湖北一家名不见经传的《江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更是以后来居上的姿态自2004年起编辑出版了近5年的“现当代诗学研究”专栏,发表了上百篇研究论文,在诗学界产生了较大反响。在我的印象中,当今一大批活跃的诗歌评论家特别是新锐诗学研究者都在该栏目中发表过文章,而该栏目也由此成为“全国社科学报优秀栏目”和《江汉大学学报》的品牌。我不知道《江汉大学学报》是在怎样一种背景下来着力打造“现当代诗学研究”这一品牌专栏的,但我相信这样一种成就的取得绝非偶然。或许我们会庆幸“现当代诗学研究”在这里碰到一位有眼光的校长或主编,但我想更重要的是,我们其实都离不开文化和诗,就像我们离不开工业和商业一样。这或许就是“文学不死”和“诗歌不死”的最为内在的根据。中国当代诗歌自上世纪90年代后已经走出“轰动效应”阶段,诗学研究建设正在取得日益丰硕的成果。
  我衷心祝贺《江汉大学学报》“现当代诗学研究”栏目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在当今文化建设的宏伟事业中书写更加瑰丽的篇章。


  对新诗研究现状的一点感言》

  周瓒

  几年前,我随手在电脑上敲下一段感想,现在读却不记得是因何而发。粘贴在此:“一个诗人并非他/她的诗歌的最具说服力的诠释者;一个诗人在诗歌中所抵达的现实常常比他用散文的形式所描述与判断的现实更丰富和深远。如果评论者把目光投向诗歌,那么,视诗歌为‘匕首和投枪’也只是一种使用诗歌的方法,或者说是一种批评诗歌的方式,是否可以说,批评就是对评论对象的一种使用?但我们不能推导说一个诗人应该是一个兵器制造者,评论诗歌的人也不是兵器商。革命性的诗人发明的往往不是武器,而是一种新诗歌。这诗歌要能够不羞于与以往任何一个时代的优秀诗歌并列在一起,它不吞噬,也不嗜血,最终,它应该是向人类创造力的致敬”。再读它,感觉到一个诗人与他/她的其他身份——批评家或研究者之间的辩驳,虽然它也体现了我的诗歌理想。
  作为一个新诗书写者与研究者,从感情上说,很自然地,希望自己钟爱的诗歌作品和诗人能够得到阅读和研究的广泛重视,同时,也盼望能够结识与了解诸多的研究同行。《江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所设“现当代诗学研究”栏目为包括我在内的读者提供了这样一个相当坚实的平台。加之,主持和编辑这个栏目的是我颇钦佩的诗人兼研究者同行,也使我对它的品质更信赖。
  中国“当代文学”的一个显著特点在于,总在嬗变中的文学现象不仅左右着写作者,也检验着批评家和研究者的文化思想立场与艺术观念。文学进程中的“话题”层出不穷,但要使之成为文学批评的“问题”和学术研究的“课题”,则需要经过批评的反复审视。近年来,诗歌界不断涌现的“话题”也曾使我倍感困惑,它们不但显示出当代消费文化语境中诗歌的边缘化处境,诗人身份的复杂化,而且,各类“话题”还直接指向新诗的合法性危机。有时候,看似新的“话题”其实在新诗史上一直以不同面目出现过,恍若“不断重临的起点”。因此,将“话题”转化为“问题”,从“诗歌现场”深入“诗歌史语境”,是对当代诗歌批评家和学者的学术能力的考验。读到《江汉大学学报》“现当代诗学研究”栏目下由臧棣、张桃洲主持的专题研究中的相关文章,使我对新诗研究的现状有了较为客观和肯定的认识。
  学术期刊如《江汉大学学报》等,其主要社会功能在促进大学教育中的相关学科的发展,建设学术研究基础等方面。从新诗研究这个领域看,目前“未被开垦的处女地”还非常广袤,有计划、有针对性地分梳新诗研究的问题,《江汉大学学报》“现当代诗学研究”栏目可谓大有可为。


  我看“现当代诗学研究”

  张曙光

  《江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是一份我很看重的学术期刊,它的可贵不仅在于学术上的严肃和纯正,更在于它的学术前沿性,我想其中很大原因与“现当代诗学研究”这一栏目有关。我和这份刊物结缘也正是由于这个栏目。2005年我应邀写了一篇《关于先锋诗歌的悖论》,对诗歌的先锋性问题谈了一点自己的看法。我的那篇文章固不足道,但探讨中国先锋诗歌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却是我感兴趣的,据我所知,讨论新诗的先锋性问题论,无论对于诗歌创作还是对于理论界都很有意义,但在实际上却很少全面系统地涉及。我提到这件事,是因为从中可以看到了编者的敏锐和良苦用心。
  从此我开始关注这份刊物,也陆续在上面看到了上面对中国诗学各个课题深入而有益的探究。我和很多朋友一样有着一个共识,就是希望能够建立一个系统而完善的中国诗学体系,这与新诗的发展应该是互为表里的。一些学术刊物理所当然地在这方面做了些文章,但能够有《江汉大学学报》这样持之以恒、自成系统,却颇为罕见。从已有的课题看,编者视野开阔,既能从宏观上把握,又能从细微处入手,也着实难能可贵。
  新诗自新文化运动以降,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取得了蔚为可观的成就,应该是予以充分肯定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遭至一些人的诟骂。我常开玩笑地讲,新诗是在骂声中成长的。但无可讳言,在新诗的发展中也确实存在着一些问题,问题之一就是缺乏一个健全的诗学体系。我们并不缺乏一些有才华的诗人,但要做到在创作上达到高度和深处,却常会感到力不从心,举步维艰了。才华是一个方面,理论素养是另一个方面。我想症结所在就是因为我们对诗的本质和创作规律认识得不够清楚。我们不妨回顾一下近些年来的一些论争,包括一些观点的提出,很多都是游离在诗歌之外,有些显得幼稚,甚至缺乏必要的常识。本来不成为问题的问题,或是早已解决了的问题被不断提出,多少说明了这方面的问题。这样的争论不仅对诗歌的发展无益,有时还会起到一些扰乱视的作用。
  诗学理论是对创作的总结,反过来又会指导创作。站在一个诗歌写作者的角度,有时我觉得对于诗歌创作中的一些问题,单纯去指责诗人们是不公平的。诗歌的发展,不仅需要诗人的努力,同时也需要理论工作者和期刊杂志――当然也包括学术刊物――的编者的共同努力。仅有一方面是远远不够的。
  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江汉大学学报》所做的工作就弥足珍视了。编者同时也是位诗人,对诗歌的状况显然是了如指掌,因此在设置选题时能切合实际,对症下药,因此会收到很好的功效。里面有很多有价值的文章,同时灌注着研究者和编者的心血。正是这种共同的努力使得这份刊物能够脱颖而出,成为中国诗学研究的一个重镇。
  “现当代诗学研究”这个栏目创办了五年,春风化雨,已是硕果累累了。这也足以使我们对它产生更大的期待。我的期待很简单,坚持下去,不断把研究引向深入。如果让我提些建议的话,我希望对有些重大的问题可以重复讨论,多发表着不同观点的争鸣文章,并对各方面的意义和建议加以反馈,这样既有利于把讨论更加引向深入,也可以使栏目变得更加有声有色。我想,如果再坚持五年十年,它对于中国诗歌的理论和创作将会产生不可估量的作用。


  自己的园地

  张洁宇

  因为自身专业与兴趣的原因,我成为《江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现当代诗学研究”栏目的忠实读者。几年来,看着它越来越为学界的师友们所关注和支持,看着它越来越成为整个刊物的“主打”栏目和重要特色,不由得从心里为它感到高兴。
  作为读者,我要借此机会向这个栏目的编者和作者致以诚挚的谢忱和敬意。因为从这近五年的学习中,我的确获得了不少教益。在这里,能够感受到具有相关研究兴趣的师友们的最新思路和研究动向,分享他们研究成果,跟随他们阅读作品、发现材料、思考问题。在这里,编者以“专题”和“专辑”的方式,集中了问题,也促进了学术研究间的交流和对话。这种方式,既能对学界一些热点问题做出回应,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对学术研究有所引领和启发。同时,从文章风格的多样性来看,也称得上是兼容了诗歌批评的尖锐与历史研究的稳健。
  “现当代诗学研究”是一片不曾“火爆”但也不算寂寞的园地。无论对于诗歌以及诗学研究现状有怎样不尽相同的认识和评价,在这个领域中,始终有一批勤奋执著的学者和批评家,他们不浮躁也不嗟叹,只是踏踏实实做自己的诗学研究和诗学批评,日积月累,自当有所收获。而“现当代诗学研究”这个栏目正是这种姿态的一个代表和示范,它不追风也不盲目,以鲜明的思路和饱满的热情,担当着诗学研究建设的重任,老老实实地在讨论大大小小的诗学问题。转眼五年,也已是成绩斐然,积累了近30个诗学专题共计150多篇成果。因此,我愿意把这个栏目视为诗学研究领域里一块特别宝贵的“自己的园地”,有它在这里坚持,我们不仅可以耕种和收获我们自己的作物,也能够由此呼唤更多的同道同好,在这里相互聚谈、彼此偎依。


  现当代诗歌研究,从平台到品牌
            
  臧棣 

  长期以来,中国新诗研究和批评的现状一直备受学界的物议。作为一种诗歌实践,中国现当诗歌其实是一个包含了非常丰富的文学史问题的大矿源,但其开发和利用的程度却又极其滞后。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现当代诗歌的研究缺少一个强有力的支持平台。许多刊物,也断续发表一些新诗研究文章,但不成规模,缺少持续的关注力度。从这个意义上说,《江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自2004年创建的“现当代诗学研究”专栏,对促进中国新诗研究和新诗文化的自我确立起到了莫大的推动作用。第一,这个栏目,在开发新诗研究领域的新的课题和新的问题意识方面,显示了强大的活力。第二,这个栏目,也将几代从事新诗研究的人荟萃在一起,形成了一个多元的多层次的学术研究团队,展示出了一种团队精神。虽是各自研究,但又形成了一个研究场域。每个人都能在这里看到最新的研究动向。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个栏目已经成为现当代诗歌研究领域中的一个品牌项目。 
   
  新诗发展到现在已经近百年了。但是,在挣脱旧的诗歌范式方面,在革新旧的话语方式方面,我们仍然面临着艰巨的任务。中国新诗,中国的现代诗,中国的当代诗,在摆脱“旧的诗歌范式”方面,已经做出了非常了不起的贡献。我对新诗的文学能力怀有巨大的信心。但是,与此不相称的是,我们的新诗文化始终没有建立起来。我有一个观点,就是这种状况的出现,和中国知识分子的主流文化对新诗的政治理想的背叛有关。从新诗的合法性的角度看,新诗的实践根植于对现代中国人渴望寻找新的历史身份和文化身份。新诗的兴起,绝非简单地是一种风格现象,或一种流派现象;它也不是文学进化论意义的自我蜕变(像胡适说的那样)。新诗的文化抱负是非常巨大的。它不仅渴望复活传统中的诗歌精神,也更渴望创造出新的诗歌天地。诗歌的写作关乎的是我们生存的最根本的秘密。
  作为一个当代诗人,正如爱尔兰诗人谢默斯西尼谈到过的,我们会在终其一生的诗歌生涯不断面临一种艰难的选择:在语言的欢乐和现实的人文关怀之间寻求平衡。我希望,人们在评论当代诗歌的时候,多一点点对当代诗歌的自身责任的理解。这不是说不能批评当代诗歌,但最好避免用整体主义的视角,拿局部的恶劣的诗歌现象妄断整个当代诗歌的情况。总不能因为餐厅里有几只苍蝇自得其乐,我们就纯洁到要放弃整桌的珍馐佳肴吧。从阅读的角度看,当代诗歌的格局很像这样一家餐厅:桌上遍布着色味俱佳的菜肴,但有些家伙偏要阴郁地喋喋不休地唠叨,嘿,墙角那里放着好几桶泔水呢。对于泔水派诗歌,我的看法是,尽量幽默一点,历史的长河会帮我们荡涤掉它们的。
  以诗人的身份,我对“思想解放”怀有热情,这是一种很神秘的热情。我相信,在诗歌文化中存在着一种强劲的希望的力量。诗歌的存在可以保持这种根植于人类生命中的希望之光,这也是我本人憎恨阴郁的文化观的原因。新诗的写作,当代诗的实践,都会从中国的历史转型中汲取充足的原料。而且,我认为,中国自1978年施行的社会改革,为当代诗歌的文学实践提供了巨大的可能性和自我扩展的空间。我们的诗歌文化仍然面临着一次全新的自我解放的机遇。对于诗歌而言,就是一切皆有可能。


  困境与生机
  ——新诗研究断想

  张桃洲

  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中,新诗研究有其特殊的位置,这大概是诗歌文类自身的特殊性所决定的。多年来,新诗研究总是在相对封闭的框架中,在经过一轮轮充满悖论、冲突甚至对抗的颠覆与重建之后,实现着自身美学趋向的更迭和问题疆域的转变。除了古今中西之类的宏观命题外,内与外之别、自律与他律的分歧、个体与集体的龃龉、审美与政治的纠缠等,是集结于这些年新诗研究的挥之不去的议题。每过一阵,上述议题的变种就会以不同的面目膨胀出来,激起或大或小的徒劳无益的论争。
  为何与其他文类研究相比,新诗研究总能爆发更多的论争?这是一个引人深思的疑问。在一定意义上,当前的新诗研究同诗歌创作有着相似的命运,那就是“边缘化”。这不仅是就其在社会文化总体格局中的处境,而且也是就其在整个文学学科中的位置来说的。尽管有不少热闹非凡的事件或争议,但支撑这些事件或争议的往往是一些伪问题。
  作为一种学术研究,新诗研究一直面临着两个基本难题:一是如何调协所谓谨严的学院化的历史研究与活泼的当下(跟踪式)批评之间的关系;一是在保持对各种诗歌现象和问题的历史感的同时,又显出对时下变幻的创作实践的持续敏感。这两个其实是一而二、二而一的难题,又成为新诗研究遭人诟病的根由——僵化、空疏、滞后,是人们常常用来指责新诗研究的一些标签。
  目前的新诗研究的确有诸多不尽人意之处。这可从两方面予以检讨:一方面是新诗研究(者)本身的缺陷,由于研究者丧失了钻研的耐心,或缺乏重新提问的能力,导致粗制滥造、重复无效的成果层出不穷;另一方面是研究与外部环境的错位,很多研究者也许并未意识到,随着历史语境的变换,某一时期确立的研究观念和范式,在新的条件下会逐渐失去效力——社会文化语境的迁移,迫使人们对诗歌发言的方式发生改变。
  值得注意的是,近来有些新诗研究者在进行着某些重新清理的工作,譬如重返历史现场、重缕理论概念、重拾文本分析、重提本体研究等等。不过,重返历史现场,不是要还原一个静态的所谓客观的过去场景,而是寻索可能被忽略的历史细节;重缕理论概念,不是简单地弄清某个概念的来龙去脉,而是以“考古学”的态度、重新辨析概念生成的深层源头和概念与概念之间的错杂关联;重拾文本分析,不是止步于它的自律性和自足性,而是要留意历史氛围、制度策略、文化心理等“外部因素”,渗入新诗文本的复杂印迹及其对新诗文本样态与体式形成过程的塑造和影响;重返本体研究,不是重新回到某个局部或总体的本体观念,而是重新找到本体研究得以生根的语境及二者的新的紧张关系。这些,或许就是新诗研究的生机所在。

  [来源:《江汉大学学报》2009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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